西藏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藏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在歷史上，西藏之所以被視為佛教圣地，是由于藏傳佛教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有重要影響，而且被賦予了極強的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對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發展進程，都曾經起過重要作用。因此，藏文《大藏經》便成了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中國政府斥巨資對《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對勘、出版工作，正是一項保護藏族傳統文化的巨大工程。

一、藏文《大藏經》的內容

佛教源于印度。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2世紀，佛教在印度流行大約1800年，這段歷史可分為3個六百年，初六百年，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這個時期佛教典籍的總集，就是《巴利語三藏》，也就是南傳大藏經。中六百年，為大乘佛教。后六百年，為密乘佛教。這中、后兩個時期的佛教典籍的總集，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現在流傳于中國的三個語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繼承了印度三個時期的佛教。藏傳佛教全面地繼承了印度初、中、晚三個時期的佛教，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密教和佛教在中國，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典籍也都在中國。佛教傳入中國后，中國的譯經印經事業就一直沒有中斷過，包括刻印1000多年的房山石經在內。從文化上說，中國佛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延續時間最久，傳布最廣，影響深遠，包羅萬象的思想運動和文化運動。它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持久的延續性和中華民族濃厚的凝聚力。

藏傳佛教對青藏高原的“無形統治”長達1000多年。它以其經典浩繁，內容豐富、教理玄奧而著稱于世。而集藏傳佛教經籍、著作之大成的便是藏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分，共有經典4570部之多。《甘珠爾》包括經（佛一生的言教）、律（佛所制的僧團戒律）、論（關于教理的解釋和研究的論著）三藏和四續部，大致分為律、般若、華嚴、寶積、經部、續部、總目錄七大類，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言教。佛祖示寂后經他的弟子們六次結集、記誦而成。《丹珠爾》主要是印度、西藏佛教大師、學者、譯師對《甘珠爾》的注疏和論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較多的哲學、文學、藝術、語言、邏輯、天文、歷算、醫藥、工藝、建筑等的典籍。大致分為贊頌、續部、般若、中觀、經疏、唯識、俱舍、律部、本生、書翰、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修身部、雜部、阿底峽小部集、總目錄十八類。

二、歷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刊刻《大藏經》的情況

歷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藏文《大藏經》的整理、編纂和刊布。公元7世紀的松贊干布時期，佛教先后從中原和印度傳入吐蕃，受到王室的重視，隨即大量的佛經從梵文、漢文、于闐文等文種被藏族高僧、學者和中原、印度來的高僧、學者們譯成藏文。到赤松德贊時代，已將幾部《甘珠爾》、《丹珠爾》譯成藏文，并進行了通俗化整理工作。在藏王赤·熱巴巾時，還制定了著名的“譯例三條”，即關于校譯佛說部和論疏部兩類佛教典籍的3條規章，使譯者有所遵循和選擇。在翻譯的基礎上，譯師們將《大藏經》編了藏文書目，抄寫工整。到公元8世紀，大譯師噶娃白則、孔·魯益旺波等編了《大藏經》和因藏于山南旦噶頗章而得名的《旦噶目錄》以及因藏于山南桑耶欽普官而得名的《欽普目錄》。進入元朝以后，在武宗至大時期（公元1308—1311年），為皇帝所依賴的大德尊巴降央，委托洛色益西、索南沃色、江繞強秋繃等，把全藏所有的藏譯佛經編訂為正藏《甘珠爾》和副藏《丹珠爾》，即佛說及論疏兩部，并編了《甘珠爾目錄之日光》，存放在日喀則納塘寺。從此，藏文的《甘珠爾》、《丹珠爾》巨著才有了較完整的手抄本。幾乎與此同時，歷史上著名的喇嘛布敦·仁欽珠（公元1290—1364年）又移納塘寺所藏《丹珠爾》手抄本于日喀則夏魯寺，重新鑒定分類，刪重補遺，寫為定本，并著《丹珠爾》目錄。

與布敦·仁欽珠同時進行典籍整理匯集的還有薩迦、孔塘、蔡公堂、達隆、澤當、貢噶、丹薩梯、楚布等地的喇嘛和學者。

明朝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明成祖召宗喀巴入京。第一次是1409年，宗喀巴當時因忙于籌備次年在拉薩舉行的大祈愿法會，遂派弟子釋迦也失代他赴京。1414年，明成祖再度派人請宗喀巴，大師因患病初愈不能成行，故爾再次派釋迦也失赴京。釋迦也失于1415年受封為大國師。1419年，釋迦也失返回西藏，開始主持修建色拉寺。1434年，明宣宗宣德九年，釋迦也失三度進京，被封為大慈法王。在京期間，他住錫法源寺，不僅為宣宗講經說典，還為其治愈疾病。明永樂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專使入藏，將藏文《大藏經》手抄本帶回南京，下令將其制成銅印橫版，印制紅油墨樓梯折疊式的巨著《甘珠爾》經文，并為《大藏經》御制了序文，頌賜西藏各主要宗教、政治領袖。這是中國第一部木刻版藏文《大藏經》。永樂帝曾將此經分別賞賜給薩迦巴、噶瑪巴、宗喀巴及釋迦也失。賞賜給釋迦也失的那套封面上寫有金字漢、藏文對照目錄標題的《甘珠爾》經文，至今仍完好地存于拉薩色拉寺內。

在拉薩布達拉宮曾保存著一部225函卷帙的《丹珠爾》，系每頁七行經文分別以八種珍寶（黃金、松耳石、白銀、珊瑚、錫、紅銅、白螺和珍珠的混合物）在黑亮的硬紙上手書而成的，堪稱稀世經卷。1984年的意外火災，將此經卷近半數燒毀。1989年6月，布達拉宮文管會決定重新補寫八寶《丹珠爾》。補寫部分有82函，約20000張經卷，因為要恢復原樣，故爾必須在每張長約60厘米、寬約20厘米的經紙上，正反兩面各書寫七行經文，每行使用一種不同的材料，從而使寫就的經頁呈現出七色光彩。

自明永樂帝后，明萬歷、清康熙、雍正、乾隆各朝皇帝，都把印行藏文《大藏經》作為對西藏施政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們還在北京設有“番經院”、“番經廠”，先后雕版刊印“萬歷版”、“北京版”等版本各異的藏文《大藏經》。

南京銅印模版的制成，不僅體現了明代皇帝對藏傳佛教典籍的高度重視，也為西藏印刷業開了先河。從此，藏文木刻本印刷業大為發展，各個地區的印經院陸續建成。最為有名的當數納塘印經院、德格印經院、拉薩雪巴爾康、卓尼印經院等以及各大寺院所有的小規模的木刻印刷所，均稱為“巴爾康”。無論是印經院還是印刷所，無論其規模大小，但就其所印和所藏的書目而言，《大藏經》是首當其沖的。明末清初，在西藏、云南、甘肅、四川等藏區先后發現“納塘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和“庫倫版”等幾種雕版《大藏經》。本世紀20—30年代，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命喜饒嘉措大師主持刊印了“拉薩版”《大藏經》，這是刊刻藏文《大藏經》最為興旺繁榮的時期。據統計，歷代官方和私家主持雕刻的《甘珠爾》木刻版本有14種，分散珍藏在國內外；《丹珠爾》版本有4種。此外，在西藏、甘肅、青海尚存有元朝至清朝的寫本藏文《大藏經》。

納塘印經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間，系奉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之命而建，目的就是印制《甘珠爾》。建院之初，制成《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典13部28函，存于納塘寺。但由于建院及刻板印刷的巨資耗費，使印經院難以為繼。到頗羅鼐任西藏地方政府首領時，即著手恢復納塘寺的印經院，繼續印制《大藏經》。相傳他曾派人從山南門隅和后藏吉隆等地購得優質木材，又從各地挑選人才，培訓刻字工人，組織學者，把布敦·仁欽珠匯集存放于夏魯寺的《甘珠爾》和《丹珠爾》作為底本，首次對《大藏經》進行校定刊印。據說參加此項巨大工程的人數近千，可謂聲勢浩大的空前盛舉。由于措施得力，從1730年8月到1732年1月，僅1年零5個月，就完成了102部《甘珠爾》的刻版工程，共刻經版5萬余塊。接著，頗羅鼐又于1741至1742年，組織刊刻了《丹珠爾》225部，刻經版7萬余塊。這一歷史上最為浩繁的印經工程就此劃上了一個句號。這兩次工程所雕刻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即是著名的納塘版《大藏經》。

德格印經院位于四川北部德格的更慶寺內，始建于清雍正年間，紅墻綠樹，蔚為壯觀。歷經16年修建，系卻古·丹巴澤仁土司父子兩代努力的結果。德格印經院以藏書豐富、門類齊全、各教派兼容并蓄著稱于世。創始人丹巴澤仁雖信奉紅教，但他并不排斥其他教派的經典。這使該印經院有別于其他印經院而獨具特色，印經院規定：《大藏經》一律用朱墨印刷，以示尊敬，其余典籍用黑墨。

德格于1950年和平解放，印經院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保護。1980年，印經院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進行了修葺。1982年初印經院開始恢復雕版印刷，不到10年，僅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就印了6200多部，行銷于國內外。

國外對大藏經的傳播和研究也很重視，早在40年前，日本就曾影印出版了“北京版”藏文大藏經，使之成為國際上的通行本。1982年，日本又開始影印出版“德格版”藏文大藏經。

三、中國政府保護《中華大藏經》藏文版的重大舉措：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經》并專門成立了“大藏經對勘局”

藏文《大藏經》歷來被藏族僧侶、信教群眾奉為圣物，因其不僅匯集了眾多的佛教典籍，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現存藏文大藏經共輯錄典籍4570余種。比漢文《大藏經》多出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印度學者、大師著作的譯本，比漢文多出一倍多，而這些佛教典籍在印度反而很少保存下來。這是由于藏文《大藏經》形成期晚于漢文《大藏經》，因而所輯錄的典籍種類繁多，自成體系，獨具特色。國內外學術界一致公認，它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藏文古籍，已成為佛學和藏學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資料之一，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乃至世界文化寶庫的寶貴財富。

但由于藏文《大藏經》在傳抄、校訂、雕刻過程中的一些原因，許多版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錯字、漏字、衍文，甚至章節編排也不盡一致，影響了藏文《大藏經》的完整性和權威性。因此，對現存的各種木刻版本進行全面系統的對勘校訂顯得很有必要。在《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于1982年5月設局開始進行整理工作，已分冊陸續問世之后，藏文《大藏經》珠連璧合，成為世界上最為完善的《中華大藏經》，這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1986年6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向中央呈送了《關于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的報告》，報告中明確說明：“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經》，使之與正在分期出版的漢文《中華大藏經》珠聯璧合，構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完備的《中華大藏經》，無論在宗教上還是在文化上都具有深遠的意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很快作出批示，同意撥專款用以出版藏文《大藏經》，并決定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持這項工作，做到“精心組織，精心指導，使整理出版的藏文《大藏經》達到高質量、高水平”。同年，此項目正式列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1986—1990）規劃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至此，全面系統地對勘藏文《大藏經》的時機已經成熟。

經過藏學研究專家及學者的反復論證，確定了整理出版工作的順序：先《丹珠爾》，后《甘珠爾》。根據是《丹珠爾》現存的四種版本國內收藏比較完整，便于收集；同時，《丹珠爾》中包含多學科的古代典籍，是研究佛學、藏學、古代東方文化的極為珍貴的資料，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藏文《大藏經》版本較多，部數也不盡一致，經過對各種版本的認真比較，確定以創刻于1730年的“德格版”為校勘底本，以現存的北京版、納塘版、卓尼版等作參校本。依據是：德格版集佛教各家各派之經典，內容廣博；編纂、校勘精審；雕刻準確，印刷精良；保存完好，未遭毀損，是諸本中之善本。與此同時，制定了《藏文大藏經對勘條例》，使全部整理對勘工作做到條理化，規范化。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則是：在保持原文風貌的前提下，逐字逐句對校；只勘出經文中的異同及字句段的錯落，不加任何按語，不判定是非；底本未收而參校本已收的經藉，補入底本；校勘記和對勘表附于各卷之后。

1987年5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在四川成都設立了《大藏經》對勘局，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的學者，開始緊張而嚴謹的對勘工作。同時聘欽饒威色、更登和土登尼瑪等二十幾位藏學專家、教授、高僧為顧問，隨時指教、解決對勘中的疑難問題。

這是一項跨世紀的宏偉工程！

這是藏文《大藏經》傳播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善舉。

在藏文《大藏經》寫定傳世數百年之后，第一次進行如此全面系統的對勘、會校，向國內外學術界提供完善權威的版本，足以確立中國藏學界特有的國際地位。

四、《中華大藏經·丹珠爾》的對勘情況

從1987年至1994年的7年間，大藏經對勘工作一直處于邊籌備邊對勘的預備階段，這7年，著重做了四件事：第一，籌借對勘版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先后從中央民族大學和甘肅拉卜楞寺借到了北京版和納塘版大藏經，做為對勘的參校本。第二，確定編輯原則和體例。諸位專家學者各抒已見，最后求同存異，達成共識。第三，制作模擬本。制成后又分別去甘肅、西藏、四川和北京征求有關專家學者和高僧大德的意見，然后再修改。第四，開發藏文字體。在反復試用鉛字排版而不能取得預期效果后，藏研中心先后與航天部701所、山東華光集團合作研制《微機藏文軟件的研制開發》，1987年開始立項，1993年投入使用。

華光Ｖ型藏文電子出版系統是在原華光Ｖ型漢字電子出版系統全部功能的基礎上，增加藏文和梵文的處理功能研制成功的，是目前國內外最先進、最完善、最實用和最具有普及意義的藏文系統，此項成果曾榮獲中國國貨精品金獎。

最初的藏文字體是以青海的一位書法家智華先生的字體為基礎的，后經過改進成為現在的規范化字體，被稱為“大藏經體”。

經過7年的努力和扎實的準備工作，《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第一部終于在1995年初由中國藏學出版社隆重推出，并于同年3月9日在人民大會堂西藏廳舉行首發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對《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的出版非常關心，并親自過問。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對藏文《大藏經》對勘本的出版表示祝賀，并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對包括大藏經在內的西藏民族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全面系統地普查、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是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和保護藏族文化遺產的重大措施和具體行動。不僅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對于保護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弘揚我國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意義，并有利于促進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團結。這一事實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反華勢力和少數分裂分子誣蔑我們毀滅藏族文化和宗教的種種謬論。

85歲高齡的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代表藏族各界，感謝國家給予專項經費進行這項有利于繼承和發揚藏族傳統優秀文化的前無古人的偉大工程，感謝為對勘出版工作付出艱辛勞動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他滿懷深情地說：當我看到這部裝幀豪華考究、字體美觀大方、印刷精美的新版本時，感到由衷的高興。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發表的書面講話回顧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弘揚，指出，世界上完整的密教和完整的佛教在中國，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典籍也都在中國，中國的譯經事業一直沒有中斷過，但是，南傳大藏經還沒有譯成漢文和藏文，藏文大藏經與漢文大藏經的互譯互補的工作還沒有做，這都是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繼續做下去。我認為，新版《大藏經》就是這個巨大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關懷下，社會主義祖國佛教譯經印經事業的一個良好開端，也是中國佛教典籍將走向全面完整并作出跨世紀貢獻的一個信號。

為表示其誠摯的隨喜功德，趙樸初代表中國佛教協會捐款10萬元人民幣，作為編印新版藏文《大藏經》之用。

 《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出版發行后，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受到普遍稱贊。1995年，對勘局在成都附近的郫縣買了自己的專用辦公樓，并添置了電腦等一應設備。1996年初，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和趙樸初題寫的藏、漢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的牌匾在成都郫縣《大藏經》對勘局的新址正式掛牌，從此，大藏經的對勘工作結束了長達7年的籌備工作，開始走上正軌。

 《丹珠爾》對勘是以德格版為底本，北京版、納塘版和卓尼版為參校本，四種版本對照，勘出四種版本中字、詞、句、段、節、章的不同譯法，闕文和衍文均列入對勘注。底本中的明顯刻版錯誤和損壞的字，參照其他版本予以改正，不列入對勘注；參校本中的闕文在題解中加以交代；衍文，除在題解中說明外，還要整篇附在底本之后。為保證《大藏經》對勘本的高質量標準，對勘稿都要經過權威專家終審，最后定稿。

目前，《大藏經》的對勘工作以每年10至15部的速度向前邁進。到本世紀末，21世紀初，一套完整無缺、準確無誤的《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就會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原稿件發布日期：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