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山東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分別對兩起“假活佛”案作出判決，主犯王興夫、楊洪臣分別因犯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等，被判處有期徒刑25年和18年。筆者作為藏傳佛教學者，一直關注此類案件情況。總的感覺，兩起案件性質相似，王興夫、楊洪臣假冒藏傳佛教“活佛”身份，坑蒙拐騙，為非作歹，其罪行之嚴重程度和影響之惡劣程度令人震驚。有關部門依法查處，將對不法分子形成極大震懾，有力維護了群眾的切身利益，維護了我國宗教的正常秩序。同時感到，近年來“活佛”“仁波切”廣受關注，發生這樣的案件并非偶然，既有少數宗教教職人員違背戒律，追名逐利，直接參與其中，也有不少信教群眾盲從盲信，對藏傳佛教缺乏基本的知識和鑒別能力，才給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值得深思。

依法管理活佛轉世事務，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傳承方式，形成于佛教本土化、中國化的過程中，除了宗教理論基礎之外，本質上是解決宗教領袖宗教地位、政治經濟權力繼承問題的辦法，并因此形成了活佛世系在寺廟和信教群眾中的特殊影響。從元代以來，活佛轉世制度都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事務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一整套嚴謹而又嚴密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2007年，國家宗教事務局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明確活佛轉世應當遵循的原則、具備的條件、履行的程序，為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近20年來，隨著交通事業特別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西藏和涉藏州縣與內地的人員往來、信息交流不斷增多，藏傳佛教特別是活佛轉世在內地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人認為其神秘而神圣，產生了好感與親近之心，其中不乏有人以身心皈依、以巨資供養。但是，這種現象近年來不斷被不法分子利用，成為他們斂財騙色的工具。以王興夫為例，以向一座小寺廟布施為誘餌，就搖身一變自封“活佛”，民族身份造假、宗教身份造假、活佛身份造假、宗教行為造假，通過歪曲冒用藏傳佛教教法儀軌的手段，在十余年時間里建立起涉及3000余人的邪教組織，編制歪理邪說對信徒進行精神控制，強奸婦女多人，非法斂財近2億元。從王興夫、楊洪臣假冒“活佛”犯罪獲刑，我們看到了宗教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將會造成的巨大危害。為信教群眾利益計，為正常宗教秩序計，進一步依法加強對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勢在必行。

信仰不能盲從，信徒要正信凈信。這類案件中最讓人痛心的，是很多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人甚至自認皈依的信徒，缺乏佛教的基本知識，缺乏辨別真假宗教教職人員的能力，甚至缺乏基于常識的自我保護意識。其實，佛教教義明確反對盲目信仰，尤其強調敬拜某位佛學導師時要加以甄別，先辨別其身份、觀察其言行，再決定是否去信仰。

事實上，當前查詢藏傳佛教活佛真實身份渠道是暢通便捷的。自2010年開始，中國佛教協會統一制發“藏傳佛教活佛證”，成為活佛合法身份的證明。2016年，“藏傳佛教活佛查詢系統”上線，1331名境內經政府批準活佛信息都已向全社會公布。這些信息，完全可以成為人們甄別真假“活佛”的有力依據。但可惜的是，兩起案件中的“假活佛”標榜自己是某座藏傳佛教寺廟某個活佛系統的轉世時，“信徒”們既未上網進行查詢，也不向當地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求證，一頭扎進犯罪分子刻意打造的騙局之中，以致上當受騙，身心健康都遭受了極大的傷害。

自凈其意，藏傳佛教界應積極作為。近年來，我們也發現，在一些“假活佛”騙局背后，竟有藏傳佛教教職人員在推波助瀾并從中獲利。比如，在王興夫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四川石渠縣俄若寺僧人魯絨，為王興夫辦理藏族身份證、教職人員證，舉辦所謂“坐床儀式”，允許他利用俄若寺的名義大肆活動，一手打造包裝起一個假“活佛”并親自為他站臺，在此過程中收取王興夫非法所得達3700余萬元，最后作為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的主犯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從寺廟民管會主任淪為邪教罪犯，魯絨將因此被釘上藏傳佛教界的恥辱柱。

對于假“活佛”亂象對藏傳佛教形象造成的極大損害，我認識的藏傳佛教界朋友無不痛心疾首、深惡痛絕。早在2017年4月19日召開的中國佛教協會第九屆理事會藏傳佛教工作委員會議，就針對假冒“活佛”“法王”泛濫的問題，發出了題為《遵規持戒去偽匡正共同維護藏傳佛教活佛形象》的倡議，號召活佛自凈其意，虔心持戒，棄惡揚善，嚴正道風，并懇請有關部門依法查處、社會各界監督抵制，共同維護正常宗教秩序。從兩起案件反映的情況看，藏傳佛教界還應引起更大的重視，采取更多積極有效的措施，才能在國家法律法規框架下，維護好自身純潔性，護持藏傳佛教的形象和聲譽。比如，宗教團體和寺廟如何進一步嚴格對教職人員的戒律要求，既有法律和寺規的限制，又接受信教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督。比如，對皈依、加持、火供等宗教活動如何進一步明確規范并讓廣大群眾知曉，避免不法分子隨意冒用。比如，對活佛轉世、密宗修持等問題，作何宗教理解，在國家法律之下如何實施，宗教界應有予以說明的時代擔當。唯其如此，藏傳佛教才能始終堅持中國化的方向，不斷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在新時代健康傳承發展。

（來源：《人民日報》2021年02月03日第10版。作者：拉先加，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