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合圓融是佛教義理和思想體系中重要的價值取向，也是藏傳佛教千百年來傳承發展的重要特征。藏傳佛教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始終貫穿著“和于時、合于勢、圓于事、融于制”的自我清醒和發展智慧。回顧藏傳佛教順應歷史和時代條件得以立足繼而弘揚傳承的寶貴經驗，學習借鑒不同歷史時期宗教領袖引領藏傳佛教應時而變、利益眾生的智慧，有效克服藏傳佛教健康傳承過程中與時代要求不相適應的現實問題，對藏傳佛教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藏傳佛教；中國化；和合圓融；相適應

【作者簡介】洛桑加措，男，藏族，現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研究室主任。

【文章來源】《中國西藏》2021年第5期

【中圖分類號】B946.6；D635

和于時：應時而變

時，包含重大歷史時機，也包括每一次時代契機。和時方能生，應時才好變，一定意義上，這與佛教的“善巧”理念相一致。公元7世紀前后，佛教之所以能夠從古印度和我國中原地區相繼傳入吐蕃，并與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互動融合，最終得以立足形成藏傳佛教，自有其宏大的歷史背景和時代契機，但是無論原因多么復雜，和于“天時”是其必備的重要條件。回溯歷史，無論前弘期還是后弘期，藏傳佛教不同派別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順應生存環境，選擇發展之道，或此消彼長，或走向沉寂，無不清晰地昭示了順應歷史時機和時代契機的重要性。和于時則生存發展，否則難以為繼，這是一條不變的主線。

（拉薩大昭寺廣場上的唐蕃會盟碑。王昀加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伴隨著西藏民主改革，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被徹底廢除，藏傳佛教開始走上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傳承發展取得了巨大成果。然而，著眼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認真審視藏傳佛教在持續中國化、走向現代化方面，仍有不少陳舊的觀念和跟不上時代進步要求的內容需要徹底轉變并抓緊調適。最突出或者說最緊要的，當屬徹底摒棄政教合一的封建殘余觀念，清醒把握新時代新要求，找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功能定位和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把“愛國進步”還是“分裂倒退”作為評判自身社會價值的首要標準，教育引導信教群眾棄惡揚善，自覺從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等方面緊跟時代發展，不斷取得新進步。

合于勢：順勢而為

勢，既是歷史發展趨勢，也包含階段性社會發展形勢。順勢好作為，乘勢方能用。13世紀中葉，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深刻洞察中原王朝的興替走勢和統一的中央政府即將建立的時代趨勢，為避免戰爭傷害，慈悲眾生，應蒙古王子闊端之邀，帶著侄子八思巴等赴涼州會談，發表了著名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呼吁并推動多民族國家統一，實現了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轄和治理。之后，八思巴被封為元朝帝師，使統天下佛教徒，極大地推動了藏傳佛教的發展傳播。14世紀末，由于戒律松弛，藏傳佛教各教派不同程度呈現頹廢之勢。在此形勢，宗喀巴極力推行宗教改革，以嚴格戒律、不準僧人干預世俗事務為主要標志，恢復佛教的清凈和號召力，受到僧人的廣泛擁戴，也得到地方政治勢力的支持。新興的格魯派后來居上，成為藏傳佛教最具影響力的教派，宗喀巴也受到后世的無上尊崇。順應歷史和時代發展趨勢，藏傳佛教從來不缺這樣的智者。

（金秋瓊結鄉村美景。曲杰攝）

當下，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歷史和時代的必然選擇。藏傳佛教界人士應順應時代要求，發揮主體作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底蘊，大力加強藏傳佛教思想建設，去偽存真，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努力推進藏傳佛教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廣大僧尼和信教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圓于事：因事而進

事，首先是國之大事，其次才是弘法之事。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成就國之大事，圓滿佛法事業，才能因事而進。在我國漢、藏佛教史上，曾經發生的“三武一宗”和朗達瑪滅佛事件，都反映出佛教因與所處的社會環境不相適應而走向的困境。正如東晉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真實地揭示了宗教生存發展的社會政治基礎。近代以來，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傾心內附、持教護國的事例比比皆是。清朝中央政權建立之初，應順治皇帝敦請，五世達賴晉京朝覲，受到順治皇帝熱情接見，其本人和格魯派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鞏固，也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交往交流交融和統一多民族國家政權的穩固產生了積極作用。1775年，英國殖民主義者企圖染指西藏，遭到六世班禪堅決反對，指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一切需遵照大皇帝旨意辦理”。為表明立場和誠心，六世班禪隨后進京覲見乾隆皇帝，留下了一段歷史佳話。后因染病圓寂于北京西黃寺，乾隆皇帝特敕建清凈化城塔以示紀念，該塔也成為六世班禪畢生維護祖國統一、增進民族團結的象征和歷史見證。新中國成立后，喜饒嘉措斷然拒絕出走臺灣，堅定追隨并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被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親切地稱作“愛國老人”。

（帕邦喀。公元7世紀時，吐蕃賢臣吞彌·桑布扎按照藏王松贊干布的要求，從印度學成歸來，在帕邦喀閉關創制了藏文字。楚翹攝）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著統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機遇與挑戰，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國之大事，也是關系到包括藏傳佛教界在內的各民族人民長遠福祉的大事。境外民族分裂勢力披著宗教外衣，禍教亂藏、分裂祖國的圖謀和滲透破壞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國際反華勢力借機污蔑、蓄意對我制造民族分裂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藏傳佛教界尤其要保持高度清醒，發揚愛國愛教優良傳統，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堅定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上來，使藏傳佛教在護國佑民的事業傳承中贏得社會認可。

融于制：依制而行

制，包括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等，由于藏傳佛教的特定情況，這里還包括活佛轉世辦法的歷史定制。回顧人類社會發展，任何個體或者群體在任何時期、任何地域都必須尊重賴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概莫能外。元、明、清時代，藏傳佛教順應封建制度需要，以得到中央王朝冊封為最高政治追求，自覺在統一多民族國家邊疆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順利傳承發展。1793年，為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轄治理，針對藏傳佛教主要活佛轉世過程中出現的亂象，清朝中央政府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簡稱“二十九條”——編者注），對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進行章程化管理，明確了達賴等大活佛的轉世程序，作為活佛轉世的一項根本制度，被僧俗各界廣泛認可，成為歷史定制。在此之后，歷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轉世，均按歷史定制進行。2007年，國家宗教事務局頒發《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以國家法規形式對維護藏傳佛教活佛轉世正常秩序作出明確規定。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十世班禪曾經講過，西藏民主改革使西藏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廢除寺廟封建特權和封建壓迫制度是完全正確的，這更加符合佛教教義。十世班禪強調，藏傳佛教界政治上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遵守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宗教上要嚴守教規，清凈守戒。十世班禪的告誡，為社會主義條件下藏傳佛教健康有序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第五屆黃寺論壇——從寺廟建筑看佛教中國化”會議現場。孔薩卓瑪攝）

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日益完備，全面依法治國深入人心，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對依法管理宗教事務提出明確要求，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對全面落實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進行了科學規范，我國宗教工作法治建設再次邁上新的臺階。藏傳佛教傳承必須自覺融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正確道路，堅定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遵守憲法、法律和宗教工作基本法規，尊重歷史定制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堅持國法大于教規，公民大于教民，依法依規開展宗教事務，讓藏傳佛教在促進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的道路上發揮積極作用。

（拉薩下密院黨史學習室。楚翹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