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地方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之一。西藏和平解放有效構筑了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屏障、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開辟了西藏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光輝道路。事實證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西藏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

【關鍵詞】和平解放；西藏；中國共產黨；“十七條協議”

【作者簡介】廉湘民，男，土家族，1963年生，湖南瀘溪縣人，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研究員。

【文章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4期，原文注釋從略。

【中圖分類號】K27；D03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5-4952（2021）04-0055-11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標志著祖國大陸的統一。從此，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協助下，順利進駐西藏各地，特別是邊境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人民開始了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邁向社會主義社會，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光輝歷程。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地方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值得永遠紀念。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在全黨廣泛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之時，紀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回顧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學習貫徹落實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紀念西藏和平解放是學習領會宣傳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的重要契機

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是：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發展質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強黨的組織和政權建設，確保國家安全和長治久安，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確保生態環境良好，確保邊防鞏固和邊境安全，努力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

習近平在講話中對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黨的治藏方略進行了完善，提出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即“十個必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的重要原則。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必須堅持生態保護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習近平強調：“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落實”。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是對黨的西藏工作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對黨和國家處理涉藏事務規律的深刻把握。“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猶如定海神針，牢牢把握住西藏工作的政治方向，體現了黨和國家處理涉藏事務的本質特征。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從蘇聯莫斯科致電中共中央，確定由西南局擔負進軍和經營西藏的任務。10日，他又致電中共中央同意第二野戰軍的進軍西藏計劃，指出：“經營西藏應成立一個黨的領導機關”，“這個領導機關應迅即確定，責成他們負責籌劃一切，并定出實行計劃，交西南局及中央批準”。24日，中共中央致電西南局并西北局，批準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西藏工委）。西藏工委是在中共中央及西南局領導下我黨開展西藏工作的領導機關，從此開始了黨對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會發展等各項事業的領導，一直到1965年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成立。西藏工委的大量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導下開展的，充分體現了黨對西藏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分別于2015年8月、2020年8月舉行了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習近平提出“治邊穩藏”的戰略思想，明確西藏工作的基本原則、著眼點和著力點，概括出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這一切說明，在西藏工作中黨的領導得到充分堅持，黨的優良傳統得到良好傳承。紀念西藏和平解放是學習領會宣傳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的重要契機，其中重中之重就是有利于加深對堅持黨的領導的認識和理解，把堅持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西藏工作的各個方面。 

西藏和平解放的內涵以及當時面臨的國際形勢

西藏和平解放即以非武力的方式解放原西藏地方政府統治的地區。

當時的西藏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區。因為按照當時的行政區劃，昌都地區屬于西康省，1950年10月解放。解放西藏之所以采取非武力方式，主要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解放戰爭已近尾聲，西藏內部存在復雜的民族宗教因素，藏族和漢族之間存在民族隔閡。同時，西藏是一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地區。

解放西藏是指把西藏從帝國主義勢力的羈絆和影響下解放出來，使西藏地方政府從持非愛國主義態度轉變為持愛國主義態度。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在“十七條協議”簽訂后的講話中說：“在全部協議條文和整個談判過程中，中央對西藏地方政府的要求，主要的只是：西藏地方政府堅決脫離帝國主義影響，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開進西藏，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歸還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現有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實際上只是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從帝國主義的羈絆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而這正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針，必須徹底貫徹實施的”。

和平解放西藏既是一個時刻，更是一個時期和過程。作為時刻，通常以1951年5月23日簽訂“十七條協議”作為和平解放的標志時刻。作為時期和過程，以1949年2月初毛澤東在西柏坡與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會見時談到要解放西藏，作為和平解放西藏時期的開端，大家基本上能達成共識。但是學界對和平解放西藏的截止時間，有幾種不同看法。一是以完成進軍西藏為標準，認為 1952年2月10日西藏軍區成立為截止時間。二是以中央駐藏人員和解放軍在西藏站穩腳跟為標準，認為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兩條公路通車為截止時間。三是以終止英國殖民南亞時損害我在藏主權，中國在西藏地區與鄰國關系正常化為標準。1954年4月，中印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共和國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同時互致照會；1956年9月，中國和尼泊爾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并就兩國關系的若干事項交換了照會。因此，以1956年9月為截止時間。四是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全面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標準。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十七條協議”全部得到實施，故以 1965年9月為截止時間。

以上四種標準都有一定道理，筆者贊成以完成“進軍西藏”任務作為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標準，即從1949年2月初到1952年2月10日，為期大約三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進軍西藏”是解放西藏時期的核心問題，也是和平談判的核心問題，駐軍是體現國家主權的主要標志之一。

從1949年2月到1952年2月的和平解放西藏時期，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蘇兩大強國對峙的“冷戰”時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外交上奉行以“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把帝國主義的殘余勢力清除干凈之后再考慮建交；明確宣布新中國站在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一邊。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有關協定，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的一員。

與此同時，新中國著手廢除舊中國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美國卻敵視新中國，繼續承認逃到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對華采取了遏制和孤立政策，在東亞、東南亞構建對華包圍圈。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開始了為期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與美國及其仆從國軍隊進行軍事斗爭。在涉藏問題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取代英國，成為干涉我國西藏事務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支持西藏分裂分子，阻撓我解放西藏。

1947年英國殖民主義勢力退出南亞次大陸，印巴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決心做“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作為剛從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的新興大國，印度和中國具有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相同立場。英國在殖民統治印度時期，通過侵略我國西藏獲得了大量實際利益。印度獨立后繼承了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攫取的在藏特權，并沿襲了英國將西藏打造成中國與印度之間“緩沖區”的戰略圖謀，對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懷著擔憂和惶恐心態，因此，阻撓我進軍西藏。但與此同時，由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正常外交關系以及西藏自古以來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印度對我國涉藏事務采取的政策措施常常呈現兩面性特點，對我解放西藏、進軍西藏更多的是口頭阻礙，在背后做小動作，并未公開承認或支持“西藏獨立”。

總的來說，這時國際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鮮，國際局勢對我和平解放西藏是有利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握機遇、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人民解放軍不怕犧牲、艱苦奮斗，一舉和平解放西藏，從根本上解決了近代以來影響中國西南邊疆安全穩定的一大難題。

西藏和平解放的偉大意義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維護了祖國統一，徹底粉碎了帝國主義分裂中國西藏的夢想，為西藏人民廢除反動農奴制度、徹底翻身做主人奠定了基礎，為迅速發展西藏工農業生產、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一）有效構筑了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屏障

中共中央歷來都是從國家大局和戰略全局出發考慮西藏問題的，對做好西藏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保持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1950年1月2日凌晨4時，毛澤東在訪蘇途中給中共中央并彭德懷、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發出了《改由西南局擔負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的電報，指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明確指出西藏的重要地位和工作目標。

2013年3月，習近平指出：“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在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中，第二個必須就是“必須堅持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的戰略思想”。這一戰略思想把穩藏作為治邊、治國的前提。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指出，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和生態安全屏障，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儲備基地、重要的中華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地，是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同西方敵對勢力和境內外敵對勢力、分裂勢力斗爭的前沿，并特別強調西藏“兩個安全屏障”的重要地位。對國家大局和戰略全局來說，西藏“兩個安全屏障”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

1.西藏是重要的國家安全屏障

西藏地處祖國西南邊疆，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當時與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緬甸和克什米爾地區相鄰，有4000多公里的邊境線，是阻止外國侵略勢力從南亞侵入我國的第一道防線。近代以來，英國殖民者分別于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侵略西藏，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大量政治和經濟利益，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西藏和平解放前，英帝國主義侵略遺產被印度繼承，嚴重損害了中國國家主權，威脅著西南地區的安全。

西藏和平解放前，我國在西藏的邊境地區處于“有邊無防”狀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扎到西藏各地，特別是進駐邊境線，履行防務，保衛國家安全，是解放西藏的頭等大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外國勢力干涉我解放西藏的關鍵問題，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談判過程中碰到的首要難題，“十七條協議”的簽訂使這個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十七條協議”中有五條和軍事問題有關，如第二條“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第八條“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第十三條“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第十五條“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等等。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鞏固邊防，外防侵略，內護穩定，西藏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鋼鐵屏障。

2.西藏是重要的國家生態安全屏障

西藏的生態地位是由其占據青藏高原將近一半的面積決定的。在我國，青藏高原區與西北干旱區和東部季風區三大自然區并列，自然條件獨特。青藏高原地跨我國西藏自治區、青海省與四川省、云南省、甘肅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部分地區，是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輕的高原。介于昆侖山、阿爾金山、祁連山以及橫斷山脈和喜馬拉雅山之間。面積約250萬平方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號稱“世界屋脊”，擁有許多海拔6000—8000米的高山。在我國西高東低三級階梯的地勢總輪廓中，青藏高原位于最高一級階梯，是長江、黃河、怒江、瀾滄江、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等許多亞洲大江大河的發源地。青藏高原地處中、低緯度地帶，由于海拔較高、空氣稀薄，大部分太陽輻射能夠穿透大氣，到達高原的地表。青藏高原白天吸收強烈的太陽輻射導致氣溫較高，而夜晚則能夠很快地將白天吸收的熱量釋放，導致氣溫快速下降，從而具有一般山地與高山的特色。然而，青藏高原的海拔高、面積大，使它如同一個巨型的熱量海綿，熱量的大量吸收與釋放不僅表現在每日的變化上，也體現在一年的季節變換中，其暖季和冷季具有巨大溫度差異，與一般的熱帶高山又有著根本不同的溫度特點。青藏高原的強烈隆起不僅使高海拔地區氣候寒冷，也阻擋了濕潤水汽向高原腹地的擴散，其內部寒冷干旱化不斷增強。

簡而言之，包括西藏在內的青藏高原地區是亞歐大陸中東部的“水源”和“冷源”，自然環境要素變化對周邊地區，特別是對我國東部地區產生著極為重要的直接影響。青藏高原生態對我國生態安全起著極為重要的屏障作用。

（二）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從1840年英國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晚清、民國政府期間，長期處在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據和混戰狀態，全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深重災難之中。國家統一強大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大企盼，是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奮斗目標。但是，救亡圖存、強國富民的抗爭和努力都歸于失敗。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才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直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是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治藏方略的第三個必須是“必須把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作為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關鍵是做好反分裂工作，維護國家安全，確保邊疆鞏固和邊境安全。第五個必須是“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對達賴集團斗爭的方針不動搖，堅決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所謂“西藏問題”干涉我國內政進行斗爭，明確了西藏工作的目標、方法和路徑。西藏和平解放，就是黨領導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為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做出的偉大的歷史性貢獻。

1.西藏和平解放徹底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結束了民國時期國家在藏主權岌岌可危的局面

“十七條協議”第一條是“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表明和平解放使西藏徹底擺脫了近代以來受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羈絆的狀態，西藏人民回到了各民族平等、團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大家庭中，不再遭受帝國主義勢力的欺辱和控制。國家統一的外部環境得到徹底改善。

“十七條協議”的第十四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系”。1952年1月，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委員會成立。9月，西藏正式設立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外事幫辦辦公室，作為專門機構處理和解決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1956年4月，外事幫辦辦公室改稱西藏外事處，作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設的一個部門，辦理西藏涉外事務。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政府仍然企圖繼承英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特權，這是中國絕對不能允許的。1953年12月，中印兩國政府就兩國在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進行談判。195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共和國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在北京簽訂，同時互致照會。印度在中國西藏地方享有的特權宣告結束，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中印友好成為當時兩國關系的主流。1956年9月，中國和尼泊爾兩國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并就兩國關系的若干事項交換了照會。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經過我國外交工作人員尤其是西藏地方外事工作人員的努力，中國與和西藏地方相鄰的國家均建立了正常關系。

2.西藏和平解放結束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非愛國主義態度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國家在侵略西藏的同時，進行了各種欺騙和挑撥活動，在中國各民族中制造分裂，國民黨反動派制訂和執行了有損于國內各族人民平等、團結的民族政策。“十七條協議”序言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對于帝國主義的欺騙和挑撥沒有加以反對，對偉大的祖國采取了非愛國主義的態度。這些情況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淵。”特別是在達扎攝政時期，西藏地方上層親帝國主義分子主導地方政府，在外國勢力的欺騙和煽動下，迫害愛國人士，進行分裂活動，做出了一系列危害祖國統一、破壞民族團結的事情。西藏和平解放結束了西藏地方政府的非愛國主義態度，全面理順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關系，解決了達賴和班禪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

3.西藏和平解放終結了民族壓迫，維護了各民族之間和藏族內部的團結，開始了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實踐

元明清封建王朝、國民政府在維護西藏主權上做出過大量努力，特別是晚清和民國時期，一些官員和將士面對英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不畏強權，勇于斗爭，維護國家利益。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歷代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時，都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根本出發點，采取爭取、籠絡和支持西藏僧俗農奴主階級的政策，支持他們對農奴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因此，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只維護各民族上層利益，漠視各民族下層人民利益。和平解放以前，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現象在西藏長期存在。

在當時的西藏，不僅各民族之間不平等，藏族內部也不平等，甚至在統治者內部也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十七條協議”序言指出：“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了中國，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區，并進行了各種的欺騙和挑撥。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于西藏民族，則和以前的反動政府一樣，繼續行使其民族壓迫和民族離間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內部發生了分裂和不團結”。1951年5月24日，毛澤東在慶祝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宴會上指出：“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滿清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現在，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力量與班禪額爾德尼所領導的力量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都團結起來了。這是中國人民打倒了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統治之后才達到的”。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十七條協議”序言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和平解放一掃民族平等的根本障礙，打下了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建立“人民西藏”的堅實基礎。

（三）開辟了西藏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光輝道路

毛澤東指示將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這在西藏歷史上是劃時代的，它一舉結束了西藏歷史上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時代，結束了延續千載的封建農奴制度，給西藏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盡管西藏和平解放時反對封建主義、改革社會制度的條件尚不具備，但它奠定了走向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第一塊基石，開辟了西藏社會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光輝道路。

1.西藏和平解放指明了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宗旨始終如一。解放西藏的根本目的，就是維護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將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是題中應有之義。“十七條協議”第三條規定：“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這就對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政治制度做出明確規定。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是從當時西藏地區幾乎是全民信教的實際情況出發，突出強調了落實宗教政策。

有人認為，在和平解放8年之后，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國務院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違反承諾，撕毀‘協議’”，理由是“十七條協議”第四條“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被改變了。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關于民主改革，“十七條協議”第十一條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結合第三條內容，可以看得很清楚，西藏推翻僧俗農奴主階級專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要進行的，實行各族人民當家做主的中央統一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是必然要發生的，當然，這種改革會采取和上層人士協商的民主改革的方式進行。簽訂“十七條協議”時，中央不會變更當時西藏的政治制度和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第六條明確解釋“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1959年3月，為了維護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層反動分子公開叫囂“西藏獨立”，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反動分子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徹底背離了簽訂“十七條協議”時的正確立場，站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對立面，甚至不惜投靠美帝國主義和印度反華勢力，公開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因此，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國務院命令，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并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這正是維護“十七條協議”中關于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正當之舉，是實現“人民西藏”的英明舉措，何來“撕毀‘協議’”！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十七條協議”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規定最終得到全面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我國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必將得到長期堅持和不斷完善，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將它作為“十個必須”中第一個必須的三項內容之一，進一步明確了它的重要地位。

2.西藏和平解放推動了經濟、文化、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為西藏邁向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發展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指明了方向

“十七條協議”第九條、第十條規定：“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實質是強調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業。70年來，西藏的各項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和平解放時西藏人民的心愿得到實現，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得到體現。這一切是沿著和平解放開辟的道路前進的必然結果。在黨的領導下，西藏各族人民將繼續沿著這條光輝大道奮勇前進，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70年后的今天，我們紀念西藏和平解放，更深切地認識到西藏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和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的源頭，就是70年前的西藏和平解放。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政治建設，鞏固黨在西藏的執政基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西藏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