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宇烈。

中華文明最根本的精神特質是什么？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嗎？為什么要提倡人文宗教？對于這些時代性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樓宇烈先生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在新近出版的《中國的人文信仰》一書中，樓宇烈先生用通俗的語言講述了中國的人文信仰所具有的精神特質、價值關懷乃至現實意義，強調應該探求合乎東亞文化傳統的宗教學理論，讓世界人民看到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優點。

▲作者：樓宇烈　出版者：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8月。

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人為本

□樓宇烈

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與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特征。中國文化不是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本身道德的自覺和自律，強調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這就是中國文化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

中國文化自西周以來就奠定了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直至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才高舉起人本主義的旗幟，啟發人不要做神的奴隸，要做人自己。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來源之一是古希臘羅馬文化，而更重要的來源是16世紀以后來華傳教士從中國傳回去的以人為本的人文文化。西方的思想家以中國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神本文化，高揚人類理性的獨立、自主，認為中國是一種最理想的社會。由此可見，歐洲的人本主義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且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西方人利用中國的人本思想去沖破中世紀神學文化的束縛，并將人的作用放大，使人從神的腳下站起來，并去主宰一切，改造世界、征服自然。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最終原因，無非是對資源財富的爭奪。人為了得到資源和財富，不顧道德、不擇手段地相互殘殺。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又一次陷入自我異化，喪失了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能動性，淪為了物的奴隸。因此，兩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一批有見識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要確立人本主義，高舉起新人本主義的大旗，而且幾乎一致地認為，這種新人本主義的思想資源要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

在西方傳統文化中，當人從神的腳下站立起來后，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得到肯定，人就要替代神來主宰天地萬物。隨著理性的被肯定、科學的發展、技術力量的增長，人們喊出了“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認為人類應當而且能夠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且在作為人類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學和技術的日益發展、進步下，“科學主義”“科技萬能”的思想日益滋長。人類自以為憑著理性的力量，科學、技術的力量，可以隨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主宰宇宙。原來與神本文化相對的人本主義逐漸被異化為人類要去主宰天地萬物的“人類中心主義”了。而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又異化成對自然資源財富的過度開發和掠奪，使人淪落為物欲的奴隸。這也是現代西方社會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中國文化中，以人為本的人文文化卻不會異化為“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其原因在于中國文化中存在一種“以天為則”的傳統。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順從自然，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點。其核心就是認為決定人命運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為了保持和不斷提升自我德行，就必須防止物欲的引誘和腐蝕，人不能成為物的奴隸。《荀子·修身》中有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說，君子能夠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只會被物控制。人絕對不能去做萬物的主宰，相反，是要向天地萬物學習。中國人非常強調以天地為榜樣，向天地學習。如果去孔廟，人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來贊揚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夠與天地相配，與天地一樣高明博厚。道家講的“道法自然”也是這樣。“自然”不是現在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說事物的本然，是自然而然、本然的狀態。“道法自然”就是強調人應尊重事物的本然狀態。

我們不僅要向天地學習，還要向萬物學習。“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要人們學習小草堅強的生命力。而最值得人學習的物，是“水”。老子《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就是說，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書里記載孔子遇水必觀，中國人尤其注重向萬物中的水學習。水總是往下流，普潤萬物，從來不居功自傲、要求回報，這是謙虛的品德。水也能夠包容萬物，它沒有自己的形狀，而是隨器賦形。水還有堅韌不拔、以柔勝剛的品德。水滴石穿，最柔弱的水滴穿了堅硬的石頭，就是因為水有堅韌不拔、堅持不懈的精神。古人說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又有一種韌勁兒。以柔克剛，剛柔相濟，這是雙贏。很多人認為老子的自然無為是無所作為。其實，無為者非不為也，“推自然之勢”“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輔助當然要有動作、行為，但不敢以自己的私志、嗜欲去干預事物，不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還要看其所依靠的環境、條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說，自然無為恰恰是最積極的有為。

因此，在中國文化中，一方面強調人不能做神的奴隸，也不能做物的奴隸，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能動性；另一方面也強調人不能狂妄自大、做天地萬物的主宰，而是要虛心地向天地萬物學習，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這就是中國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優秀思想。

中華文化與宗教本土化

文化是多樣性的。孟子有句話講“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物品千差萬別，這是客觀情形和自然規律。文化也是同樣的道理。過去我們有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用“階段”論文化的發展，用先進和落后、傳統和現代區分文化。文化除了時代性之外，還有地域性和空間性，就是說不同的地域和空間產生的文化是有差別的。人在不同的地域，他們的生活習慣不同，對天地萬物的認識有差異。所以，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文化樣式、不同的飲食習慣、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價值觀念，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信仰習俗。了解文化的差異，才能達成互相尊重。在文化上不一定傳統的就是落后的，現代的就是先進的。我們要保護地方文化和地方方言，地方方言的消失會帶走很多的文化。我們既要學習普通話，又要保護方言。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寶貴的資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化的繼承就是要保持好文化的傳統特色，更好地讓世界享用。繼承和發揚傳統并不是復古，也不是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變化。所以，文化要多元并存，互相尊重。

宗教中國化或本土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就伊斯蘭教而言，回顧歷史，伊斯蘭教和基督宗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是差不多的，都是唐朝傳入的。伊斯蘭教信仰非常注重現實，將信仰落實到穆斯林的生活當中，即伊斯蘭教重視信仰和現實生活的一致性。這一點與中國文化相似，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入世。所以，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后從來沒有中斷過，一直延續，而且不斷地與中國文化相互交融和契合。伊斯蘭教傳入中國1300多年經歷的是自覺適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伊斯蘭教的思想理念找到了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結合點。特別是到了明末清初，中國伊斯蘭教文化同中國儒道思想深度結合。明清時期，伊斯蘭教被稱為清真教，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場所被稱為清真寺，清真寺的外形與中國佛教寺廟和道觀有相像之處。這就是本土化的結果。

佛教的中國化是比較成功的。佛教是從古印度傳入中國的。公元前6世紀，古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羅門教，婆羅門教認為人是由神創造的，生命可以輪回，人的命運也是由神來決定的。佛教的出現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上占主流的婆羅門教。當時的佛教首先認為世界是無神的，萬物因緣聚會，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緣起論”。佛教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整體，萬物不能分離。佛教有四句著名的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又展現了宗教的另外一種形態，再次體現了宗教文化的多樣性。

佛教在印度與主流宗教不合，但在中國，與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相契合。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強調自我的覺悟、自我的約束、自我的提升，認為人要靠自己來覺悟。道家還強調保持真性、回歸自然、不貪念外物。佛教講緣起、講因果，認為事物與事物之間是必然的聯系，這種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不盡相同。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自然產生萬事萬物，是偶然性的。佛教剛傳入中國的時候，其因緣觀與中國傳統的自然觀之間有嚴重的沖突。但是，從哲學上講，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輔相成的。佛教講因果報應，中國也講因果報應，但中國講的生命觀不是個體的。有一句話講得很生動：“火盡薪傳”（明·寓山居士《魚兒佛》），延續的不是我，是我的子孫。中國人認為父母積了德，子女享福；父母造了孽，子女遭殃。《周易》里有句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個體的肉體是要消失的，而群體的生命會在子孫身上延續。

佛教本土化是一個相當長久、相當復雜的歷史過程，因此，對外來宗教本土化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包容。中國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中國文化是一種能夠構建宗教和諧的文化。在中國，不同的宗教應當可以如兄弟一樣和諧相處、親密無間。“化”并不是說佛教失去自身的價值觀念和主體性，完全融化于中國文化，完全等同于儒、道，而是彼此之間“你影響我，我影響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時，彼此之間還是“你是你，我是我”。這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特點——從來都倡導包容、多元、相互尊重。

因此，中國化并不是徹底地“化”掉，而是在適應中國本土文化、政治基礎上的傳承與創新。在這個基礎上，應當鼓勵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國文化環境下創新、發展，使之超越地區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種局限。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壞中國本土文化，不改變中國本土文化，不與中國本土文化、政治發生沖突，那么在中國文化當中就是可以被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東西，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佛教本土化的過程中，呈現出了文化交流的兩個根本規律：一個是外來文化的自適性，一個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不能把這兩者處理好，沒有包容，外來宗教再怎么本土化也不行；即使本土化，也會保留很多習俗上的不同，而理論上的不同更難完全改變。因此，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習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論。佛教中國化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很好的范例。

另外，外來宗教不僅要找到和本土文化的適應點，而且還要加以發展。我們常常講，中國佛教的特質在于禪，禪宗確實是中國佛教發展過程中的創新，因為禪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這樣的形態，也不是這樣的意義。釋迦牟尼創立印度佛教的時候，強調的是自覺——智慧的覺悟。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時，逐步出現了一種“救世主”的理念，拜佛、求佛、求菩薩。而到了中國禪宗，把成佛、成菩薩化為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內在的問題。迷了就是眾生，悟了就是佛。所以，禪宗強調的是學佛、做佛，學菩薩、做菩薩，這和中國文化完全一致，而且又回到了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強調內心的自覺。

外來宗教要適應中國文化傳統，一定要有創新、發展，不能夠回歸到原來。現在有一個大問題，就是用還原論思想來研究宗教，不斷地對宗教進行還原。佛教中國化的關鍵在于適應中國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不能夠用還原論的思維和理論來研究中國佛教。我曾經說，現在研究中國佛教最大的障礙就是“印度化”，所謂“印度化”，主要是指不能認識到中國佛教的獨立性文化地位，而錯誤地認為真正的佛教只在印度。研究中國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這樣才能夠真正讓佛教和本土文化融為一體，同時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實，中國的文化環境是最好的，不同宗教像兄弟一樣親密地在一起，沒有沖突。這就是中國文化，一種能夠使各宗教和諧、和睦相處的文化。

中國信仰里的“神”

中西方文化有比較大的差異，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中國文化強調自覺自律，而西方文化比較強調救贖他律。所謂“自律”就是自己約束自己，自己要能夠約束自己，就要靠自覺；“他律”就是用別的力量來監督。現在社會上充滿了救贖他律的思想，而沒有很好地強調自律自覺，這就脫離了中國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我們說宗教要有神的信仰，但神與神還不一樣。“神道設教”，這里的神是一個什么樣的神呢？這句話出自《周易·觀卦》的彖辭，前半句是“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忒就是差錯，不忒就是沒有差錯。我們觀天的神道，那是“四時不忒”，春夏秋冬是沒有差錯的，今年是這樣，明年還是這樣，后年還是這樣。后半句是“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那圣人以什么神道來設教？是以“天之神道”來設教，是天的規律，天的運行規律。

關于中國的神，我們可以從學派來分，比如儒教的神，還有道教的神，佛教的神。這類神很多，至少有幾百個，還不算民間地方信仰中的神，如果算進去可能上千個都不止。在中國，神和人是親密無間的。這和西方神有絕對的權威性，人們要對它絕對的敬畏、絕對的服從，是不一樣的。在中國，人神之間的交流也很密切，人們把神形象化、實體化并與其交流。我們為什么要敬畏神？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所有的自然現象。所以我們一講到宗教，就是對一種超自然力的崇拜。什么是超自然力？超自然力就是在自然之上，是操作主宰世間的力量。但是中國文化中，并不存在一個超自然力，而是在自然之中。天神地祇，都是對自然中的風雨、山川、五谷等的敬仰，所以才把它們稱為神，我們有五岳、有五鎮，祭泰山是祭五岳之魂，祭東鎮則屬于祭地的活動。在北京，有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天地日月星辰都要敬仰。第二類是跟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不能分開的，比如門神、灶神，人們天天從門里走，天天去灶房做飯。第三類就是由人變成的神，大家都認同了的一批神。

中國有儒佛道三教，它們所追求的都是一個自我的超越，通過自覺自律達到自我的超越。儒家所推崇的是圣賢，是圣人。怎么樣才能成圣呢？從孟子到荀子都講到了，既仁且智，具備了仁和智的品德就是圣人，儒家希望自己的德行能夠圓滿，有仁和智兩種品德。具體一點來講，就是張載的“四句教”，作為一個圣人要能夠“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這是另外一個版本，我們平常看到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圣人，一個已經超越了自我的人。那么道家呢？道家是要成仙，仙是什么？仙不是飄來飄去的神仙，在《漢書·藝文志》的“方技略”里對神仙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說的是神仙能夠保住性命之真，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目標。但是因為人生下來以后，這種性命之真慢慢丟失了，所以要求于外而把它找回來。這就跟孟子所講的“求其放心”一樣。那么，怎樣才能保真呢？《藝文志》提出了三條：第一條是“蕩意平心”，把你的各種雜念都消除，讓你的心能夠平靜；第二條“同生死之域”，看破生死；第三條“而無怵惕于胸中”，怵，發怵，惕，警惕。能夠做到這三條就成為神仙了。如果你“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講的那些神神怪怪的事情并不是“神仙”的本意，這里的“神仙”是道家所追求的境界。

佛教追求成佛，什么是佛？覺悟了就是佛。中國的禪宗特別講凡夫與佛就是一個迷與悟，迷了就是眾生，悟了就是佛。所以，同樣是一個自我人格的圓滿、自我的超越，這是一種向內的自我超越，而不是向外超越。所以這種對神的追求，盡管有這個神、那個神，但是這些神和西方宗教里的神根本是不一樣的。西方宗教所講的神是一種外在的、主宰的力量，它對你有一種制約，它對你有一種救贖。中國宗教里面的神和西方外在的神不一樣，是一種功德的圓滿、道德的圓滿。近代的高僧太虛大師講到其學佛的體會時，對什么是佛，講得很清楚：“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我們所敬仰的就是佛陀，也可以說佛是至高無上的，但是這樣至高無上的佛是要靠人的人格的自我完善與圓滿才能達到，所以“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這里說的“現實”，指的是現量，不是比量，不是推論出來的。所以，佛教認為，如果能夠做到人格的圓滿就能成佛。

儒家所講的德侔天地、德配天地，意思是人的品德能夠和天地一樣廣大而無私。天道就是神道的誠信，“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圣人按照天的誠信來教化治理社會，那么大眾都服了。這也就是《中庸》和《孟子》里面講的：“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或是“思誠者，人之道也”。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道德的合一，人也就成為天，成為圣，成為神。這些都是從精英階層或知識分子階層來講的，在民間則被實體化了，“神”是給人帶來福報的，“鬼”是給人帶來禍的，其實也不見得。“鬼”里面也有很多好“鬼”，“神”里面還有很多壞“神”。

總的來講，中國宗教信仰里面的神和西方宗教里面的神千萬不能混同。

（本文節選自《中國的人文信仰》一書的部分章節，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