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文章梳理了鄧銳齡先生在元明清三代西藏歷史研究、中國歷史地圖繪制與歷史地理研究、國外前沿藏學研究成果翻譯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結合鄧先生自述和對前輩學者的回憶，分析了鄧先生治學方法和路徑，探析了一位卓越藏學家走過的非凡學術人生，以及對當代中國藏學研究高質量發展所具有的啟迪作用。

【關鍵詞】鄧銳齡；西藏；歷史

【作者簡介】張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生導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藏族歷史。

【文章來源】《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基金項目：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藏與南亞各國關系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號：20&ZD144。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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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銳齡先生經歷涉藏事務近70年，從事藏學研究事業超過半個世紀，是一位著名藏學家。2010年，獲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榮譽獎，可謂實至名歸。鄧先生道德文章堪稱楷模，本文試圖通過梳理鄧先生的學術研究成果，追尋鄧先生的學術足跡，祖述鄧先生的學術思想，學習鄧先生的治學精神，以緬懷鄧先生非凡的學術人生。

鄧先生作為《西藏通史·清代上卷》主編之一，參與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科研課題《西藏通史》的編撰工作，并為整個項目的進展獻計獻策，為課題的完成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多杰才旦主編、鄧銳齡副主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上下冊)一書，鄧先生是項目的執行負責人，為全書的順利完成傾注了大量心血。2017年，《西藏通史》先后獲得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和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特別獎，《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上下冊）2023年獲得第五屆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特別獎，受到政府的重視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元明西藏歷史研究

元明西藏歷史是鄧先生的重要研究領域，其成果有力地推進了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入，代表著該領域的前沿水平。鄧先生在其專著《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專章敘述元代中央與吐蕃的關系，文字簡潔，資料充實，觀點鮮明。講到公元13世紀初，藏族地區在經濟形態上已經進入封建社會，興起的藏傳佛教面臨一種嚴重的局勢，“即伊斯蘭文化在西藏的南北西三個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爾以及迤西的中亞地方早已伊斯蘭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殘，伊斯蘭教已經植根于印度北部東部。在這種情況下，藏傳佛教各派只能沿著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古道向東北方向發展，先向西夏靠攏，隨后則同新興的蒙古取得聯系。”寥寥數語講清楚了藏傳佛教東向發展的外部影響因素。關于涼州會談，文中稱“這次會晤是歷史上一項重大事件，它導致后來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體制、奠定西藏地方直轄于中央的基礎。”指出“蒙古大汗以僧人為國師，是效法西夏的宮廷傳統。”1267年白蘭王“洽那之死使蒙古在治藏事務上做出新的人事調整：中央直接管理藏區，在烏斯藏當地代表中央處理政務的是經八思巴推薦、受中央任命的薩斯加本欽（dponchen，意譯為長官）釋迦桑波，八思巴則備咨詢顧問。”“1268年忽必烈下令進行的這次調查，其范圍不限于前藏和后藏，還包括今阿里地區和拉達克。”關于帝師的地位，鄧先生說“元代帝師可以向西藏寺院發布文告，但文告開端要表明這是奉了元帝的圣旨宣布的；還可以推薦藏區的重要官員，但任免權仍在皇帝手中，可見帝師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朝廷的官員。”關于八思巴，文中稱“他的一生在鞏固元朝的統治，加強蒙、藏、畏吾兒、漢等民族間的互相了解與團結，維護西藏地方安定和各教派信仰自由等方面創建了極大的功績。”“在藏族各地區受中央任命權力最大的官吏是宣慰使……宣慰使有權處理萬戶之間的爭訟并處罰、罷免萬戶長、千戶長。鄰近內地的藏族地區則依內地行政區劃，置路、府、州、縣。”強調了宣政院不僅負責宗教事務，還在地方行政管理和軍事控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忽必烈在烏斯藏和其他藏族地區調查戶口，確定貢賦，建立驛站，推行烏拉制度，屯駐蒙古軍隊，設立各級官府，派諸王領軍駐守邊沿地帶，以及賑濟貧戶等等，這一系列的措施，是忽必烈的統一全國總政策在藏族地區的實施……后來明清兩朝在藏族地區的政治設施也是在元代奠定了的基礎上逐次發展完備的。”“不僅元室把西藏作為一家來看待，西藏僧人也設想元帝是古代吐蕃贊普的再現，在他們的影響下，藏區僧俗官民同樣把元代皇帝視為最高的共同主人。這樣雙方的認識匯合到一點，即‘天下一統’，用現代的話講，即‘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講清楚了元代在西藏的施政，也講明了元代西藏的國家認同。

《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一文，考證了行宣政院的設立、初期行事、幾次廢罷，以及其與地方上其他機構的關系，歷任行宣政院使和后期事跡，認為“元朝在杭州設立的行宣政院，作為帝師、宣政院這個垂直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保護寺院僧眾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是它應有的職責。”“江南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到了元代后期寺院已擁有大量的田地、作坊、商店、當鋪并參加海外貿易，這樣在社會上成了一個握有經濟實力的地主集團，聲勢可以左右地方當局的意向，為了保障江南財富北運供給大都，地方官員積極與大寺長老聯絡，搞好關系，是必有的舉動。”為認識江南行宣政院的功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鄧先生《明代中央與烏斯藏的關系》一文，詳細探討了明代中央政府與烏斯藏地區之間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聯系。指出明代中央政府通過冊封、朝貢等制度，加強了對烏斯藏地區的控制和管理。執掌帕竹地方政權的“扎巴堅贊與明朝中央保持著非常良好的關系，在他受封為闡化王以后，明朝即特諭扎巴堅贊同護教王、贊善王等，從前后藏到河州沿途復置驛站。”明朝時期，闡化、護教、贊善、輔教、闡教五王，“王位的承嗣（一般在本族內子侄相繼）都必須上報，聽中央批準遣使冊封，入貢原則上限三年一次。”“王位的承襲事前要報告中央，請求批準，手續嚴格，藏區諸王一直遵守，也有不準的例外。”“烏斯藏的法王、王、地方首領如指揮使、宣慰使，以及寺院首腦，既然作為帝國一員，受中央任職或給予封號，按照稱臣納貢的傳統，則經常派遣使團到北京入貢，如此一則得到朝廷的榮寵，以鞏固其在本地的統治地位、擴大影響、提高威信；再則從朝廷得到豐厚的回賜以及在返藏途上攜帶大量茶葉、布等物的特許，可做一筆有利的長途販運生意。”文中特別強調了佛教在明代中央與烏斯藏關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聯系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重要紐帶作用，歷述藏傳佛教大德在內地修建寺院、刊印佛經、講經傳法等活動，呈現了藏傳佛教文化在明朝宮廷生活和首都（南京、北京）生活中產生的多方面影響。

明朝派往西藏擔負聯系使命的僧人群體，是鄧先生明代西藏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克新是明朝初年的一位漢僧，他受明成祖朱棣派遣，以使者的身份前往西藏。《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一文，通過對克新詩集等文獻資料的挖掘和研究，詳細考證了克新的生平事跡和使藏過程，包括克新從南京出發，歷經艱難險阻，穿越西藏地區，完成了明朝與西藏地方之間的溝通交流使命的過程。確定明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名奉使西域進入藏區的漢族僧人克新本姓余，是鄱陽人，生于1321年。克新認為佛教的功能有輔佐國君從根本上治理天下，讓老百姓從風向善，不需刑罰的觀點，暗合朱元璋的旨意，而他的附加任務則是繪制其所經過地方的山川圖。克新在使藏過程中創作的一些詩歌等文學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價值，更為研究明初西藏的社會風貌、風土人情以及漢藏關系等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第一手資料。宗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詩僧，曾受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作為使者出使西域。《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跡補考》一文，利用漢文和藏文文獻詳細考證了宗泐的生平事跡，及其從南京出發，途經中國西藏、尼泊爾，最終到達印度，完成明朝與西域之間的溝通交流使命的過程。指明宗泐出使是招諭吐蕃歸附，最終也完成了招撫中部西部西藏地方的使命。同時，宗泐通過實地勘察，指出黃河與金沙江上游通天河共一分水嶺，比元代都實探尋黃河源的記錄增加了新的知識。此外，通過對宗泐詩集的分析，挖掘出其中所蘊含的歷史信息，為研究明初西藏的社會風貌、風土人情以及漢藏關系等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素材。鄧先生認為宗泐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求經，而所謂的招撫西藏只能說是附加作用。《〈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一文通過對《賢者喜宴》中有關五世哈立麻得銀協巴在1406年晉京受封“大寶法王”，以及在明京城活動的記載翻譯并做精細的箋證，揭示了明初漢藏關系的許多細節，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章詳細考證了五世哈立麻應明成祖朱棣之邀，從西藏出發，歷經艱難險阻，最終抵達南京的過程。哈立麻在南京受到了明成祖的高規格接待，包括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賜予豐厚的禮物等。考證了哈立麻與明成祖的會面、進行宗教儀式、傳授佛教教義等，認為此事在明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次謁見使明廷對于西藏地方當時宗派并立的實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從而明確地制定出新的政策，它為此后各代皇帝所奉行，迄于明亡。”智光是明代著名的藏傳佛教大師，曾兩次受命前往西藏，為明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系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先生《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一文通過對漢藏文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詳細考證了智光受到明代太宗、成祖和宣宗三帝的尊崇，三次出使西域，完成政教兩方面的使命的事跡，以及被封為“西天佛子大國師”，在漢僧中從來無人享有過的這一光榮稱號。文章還探析了智光主持法會、傳授佛教教義等宗教活動，及其在促進漢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的作用，稱其圓寂后獲立塔建寺紀念，被追贈法王稱號應該是恰當的。

二、清代西藏歷史研究

鄧先生在清代西藏歷史研究領域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不僅在《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中收錄有十余篇相關論文，還出版有《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賾》一書，解決了清代西藏歷史研究中許多重大疑難問題，大大提升了清代西藏歷史研究的水平。

清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研究。鄧銳齡先生在《清初闡化王入貢請封始末及其意義》一文中，詳細闡述了清初闡化王入貢請封的整個過程及其意義。清朝順治朝時期，西藏地方的闡化王屢次進表入貢，上繳前明印敕并請封。“這樣，闡化王每隔三年入貢一次，正是循明代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舊規辦事，頗博得清廷欣賞。”鄧先生認為，由于闡化王玉印一直在第五輩達賴喇嘛的第巴的掌握之中，“前三次（1648、1650、1653年）極可能是第巴索南饒丹遣鄰近內地的甘青藏人辦的……最后這次（公元1656年）入貢的特點是使者正式攜來闡化王的玉印，看來似是闡化王系統趁固始汗已逝世（事在順治十一年藏歷年年底），而汗位繼承者尚未決定的四年（公元1654—1657年）空隙里，遣人進京請封，以求在西藏別樹一幟……”也就是說，前三次是第巴索南饒丹冒充闡化王名義請封，以獲取西藏地方最高政治權力的策略。其時，達賴喇嘛、固始汗均得到清帝的封號與印冊，而第巴當時暫時成為西藏握有行政實權的人物，有了中央的封賜，則更加榮耀、更加名正言順，其臣屬清朝中央政府的觀念確有其傳承由來的。鄧先生與柳陞祺先生合作撰寫的《清初第五輩達賴喇嘛進京及受封經過》一文，詳細探討了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清初晉京及受封的過程，認為五世達賴喇嘛的晉京不僅是宗教活動，更是清廷鞏固對西藏地方統治的重要舉措。史料清楚表明，“清朝從一開始即根據衛藏地方的實際，認識到應當將政治同宗教嚴格區分開來，不容混淆的重要性”，同時利用大量漢藏文資料，駁斥了柔克義（W.W.Rockhill）、馬哈瑪德（Z.Ah-mad）和馬丁諾夫（A.C.Martynov）等一些國外學者對清廷與西藏關系的誤解，強調了中國對西藏地方的主權不可動搖。在《關于1652—1653年第五輩達賴喇嘛晉京的兩個問題》一文中，鄧先生探討了第五輩達賴喇嘛在順治九年（1652年）晉京的目的、行程安排、禮儀規格以及與清朝中央政府的互動。詳細研究了達賴喇嘛在京期間的住所安排，即由原來的代噶親迎改為南苑迎接，讓來京的五世達賴喇嘛暫寓普靜禪林數日，再至南苑謁帝，當晚趕回禪林，次日移住新建成的黃色寢殿（雙黃寺）的歷史細節。關于受封金冊金印中的“所”字，鄧先生認為似是名詞，應連上讀，即“西天大善自在佛所”，此處一頓，然后是“領天下釋教”。這種安排和用詞既反映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宗教領袖的特殊禮遇，同時也體現了清朝對西藏地方事務的管理方式。《吳三桂叛清期間同第五輩達賴喇嘛通使始末》一文，通過多種文獻對勘，發現在1674—1678年吳三桂起事的五年間，年年吳方派使人入藏，達賴喇嘛也遣人回報。“達賴喇嘛本人確實有左右青海和碩特蒙古動向的威信，在康熙帝與吳三桂的生死搏斗中，如他表示站在哪一邊，于戰爭全局會起重大的影響。但他站在僧人戒殺息爭的立場并照顧到四川、云南地方自清初以來與西藏貿易所給予藏民的經濟利益，一開始即有點動搖不定，他在這場戰爭中所獲得的僅是乘機鎮壓中甸的噶瑪噶舉派與麗江土司的反抗，使和碩特蒙古完成了統一康藏的大業。在吳三桂初起軍勢全盛時，他親自上疏，勸皇帝裂土罷兵……使吳氏可以全力北上，這就是皇帝所不滿并懷疑所在。”文章還談到了在吳三桂和五世達賴喇嘛之間居間通問的幾位人物。

清朝經略西藏地方研究。《1720年清軍進入西藏的經過》一文，探討了清軍在入藏前進行了詳細的部署，北路軍由青海出發，南路軍由四川進入西藏，兩路軍隊在拉薩會師。文章強調了清軍入藏之所以兵鋒所向無敵，“應該是康熙帝乾綱獨斷，決意進軍，冊封青海靈童從政治上取得優勢，二路軍隊統帥，選擇得人，后勤供應辦得成功等諸多因素的綜合結果，而西藏上層與士民的呼應支持，確實也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這次遠征的成功，改變了清廷通過蒙古和碩特部汗王間接地控制西藏的局面。此后，舉凡西藏地方行政機構的形成及其中任職官員、中央駐軍將領以及統領全藏軍政大員的人選全由清廷決定，意義相當重大。”最后，明確指出：伯戴克在其名作《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國與西藏》第五章使用資料簡單，卻總括全章為“中國人的西藏征服”，缺乏史料依據，它不過是從否認歷史上西藏地方是中國一部分的謬誤觀念演繹出來的一個未經論證的空洞的標題而已。《結打木、楊打木二城考》一文，通過對漢文和藏文史料的對比研究，詳細考證了在清朝初年文獻中多次出現，與清朝對西藏和云南治理密切相關的“結打木”和“楊打木”兩個地名的來源及其歷史沿革。文章揭示了這兩個地名即藏文中的“結黨”（大中甸）和“洋塘”（小中甸），圍繞該兩地的歸屬問題，清朝統治集團、西藏達賴喇嘛影響下的和碩特蒙古、吳三桂和麗江木氏土司四者之間，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不同經濟制度合縱連橫的景象均得以呈現出來。“中甸的轄屬上幾度變化也是全國統一的總趨勢與局部分裂傾向斗爭過程的一個局部表現，最后，清政府運用其全國性的政策方針，解決了層層矛盾，獲得了中甸歸屬云南省的結局。”

清朝制定西藏善后章程研究。鄧先生《1789—1790年鄂輝等西藏事宜章程》一文，主要研究了清乾隆朝兩次廓爾喀之役中間，鄂輝等分別在1789年和1790年上報的兩件關于西藏軍政改革事宜的章程。在廓爾喀第一次侵藏戰爭后，清廷意識到西藏邊防和行政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于是派遣鄂輝等入藏大員進行調查和改革。包括綠營、藏軍官兵的布防、演習、餉源、賞需等，如從原駐拉薩、察木多等地的綠營兵內抽調150名移駐日喀則，設立塘汛12處以傳遞公文等。涉及拉薩糧臺的設置、駐藏大臣的人事權、在藏外番貿易的管理、邊境交易貨物稅率及外銷藏鹽質量標準的確定等。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務運作規范進行了規定，如噶倫按寨落多寡編定出兵數目，前藏派兵丁800名，后藏派兵400名，于每歲秋收后集中演習等。這些章程雖然未得到充分實施，但為后來福康安等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后二十九條章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文章深入分析了西藏行政方面的缺陷和弊端，如邊防軍事設置薄弱、地方政府政務運作不規范、執政者權限不明確等。對鄂輝等所立的兩件章程在西藏邊防軍事設置、地方政府政務運作規范、執政者的權限上所做的改革給予了積極評價。《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內善后章程的形成經過》一文，論述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軍在第二次廓爾喀之役中取得勝利后，為確保西藏的長久穩定，乾隆皇帝明確要求訂立章程。福康安等將領在戰爭勝利后，與四川總督孫士毅、駐藏大臣惠齡、和琳等共同詳酌，充分征求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意見，經乾隆皇帝批準后，形成章程。章程涉及西藏地方事務的各個方面，其中宗教事務管理方面，規定了西藏活佛轉世實行金瓶掣簽制；軍事方面，建立了擁有三千兵員的正規軍隊；行政方面，明確了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地位平等，自噶布倫以下藏官、喇嘛等俱歸駐藏大臣管轄。文章詳細梳理了章程從醞釀到最終形成的全過程，揭示了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在章程制定過程中的互動與博弈，指出章程不僅在宗教、軍事、行政等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還通過一系列具體措施加強了中央對西藏的管轄權，也為西藏的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鄧先生《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位上改定藏事章程問題》一文，指出琦善在駐藏大臣任內，針對西藏地方政府及藏軍、駐藏清軍多年積弊，奏陳《酌擬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二十八條。琦善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乾隆時期治藏章程的延續和補充，而非完全廢除。通過整頓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琦善試圖增強駐藏大臣對西藏地方事務的管理權。琦善對藏軍和駐防清軍的若干弊端進行了改革，包括奏請改革藏軍的訓練和操防事宜。琦善奏請放棄對商上財政的審核權，并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區（如哈拉烏蘇），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駐藏大臣的權力。認為駐藏大臣權力的削弱不應完全歸咎于琦善的改革，而應與當時清政府在全國的政治效力相聯系。琦善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但由于當時的政治形勢，這些措施的收效有限。

清代加強對西藏宗教事務管理研究。柳陞祺、鄧銳齡先生合寫的《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過》一文指出，清代在西藏實施金瓶掣簽制度，主要是為了解決活佛轉世中族屬傳習活佛的積弊，加強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維護國家主權和邊疆穩定。乾隆時期，西藏地區活佛轉世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如地方貴族和僧侶操縱轉世過程，導致活佛轉世成為少數人謀取利益的工具。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頒布了《藏內善后章程》，其中明確規定了金瓶掣簽制度。該制度要求，在活佛轉世時，將候選靈童的名字寫在簽上，放入金瓶中，由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同掣簽決定轉世靈童。這一過程旨在確保轉世過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自從實施金瓶掣簽制度以后，大多數達賴喇嘛出身于普通人家，減少了地方勢力對轉世過程的干預，增強了活佛轉世的公信力。文中兩位先生探尋了達賴喇嘛應在何時始允任事的問題，說明歷史上原無明確規定，五世達賴喇嘛掌權自接受順治帝金冊金印開始；六世達賴喇嘛早年圓寂，并未管事；七世達賴喇嘛1751年受命奉旨管理事務，其時已經40多歲了；八世達賴喇嘛先后受賜金冊金印，卻是在30歲時，由駐藏大臣具奏，奉旨管理藏中一切事務；九世、十世達賴喇嘛均未管事已經去世，十一世達賴喇嘛時，琦善任駐藏大臣，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上奏裁禁商上積弊章程，其第五條：“達賴喇嘛年至18歲，應請仿照八旗世職例，由駐藏大臣具奏請旨，即行任事，其掌辦之人，立予撤退。”遂成為制度。柳陞祺、鄧銳齡先生合著《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桑貝丹意希生平事跡述評》一文，詳細敘述了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桑貝丹意希的生平，包括其誕生、坐床、學習經歷、與七世達賴的關系、對八世達賴的支持、進京朝覲乾隆皇帝等重要事件。該文參考東印度公司波格爾使團的史料，清晰展示了六世班禪和東印度公司密切交往的來龍去脈，如東印度公司從1774年派員來訪等事件。客觀分析了六世班禪在調解不丹與印度比哈爾糾紛中的立場和作用，堅持原則，得體處理涉外事務等。用史實證明六世班禪并不是如國外某些學者所說的親英，而是心系祖國的，所謂與波格爾相約北京、乾隆發起邀請六世班禪等說法均系不實之辭。

西藏地方重大歷史事件研究。鄧先生在《關于雍正五年西藏阿爾布巴事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分析了雍正初年，首席噶倫康濟鼐與阿爾布巴等其他噶倫之間存在矛盾，清政府試圖通過頒賜印信來加強康濟鼐的權威，但這一舉措未能奏效。雍正五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5日），阿爾布巴等人在噶倫議事廳殺害康濟鼐。清政府在得知康濟鼐被殺后，迅速派遣大臣入藏調查，并決定派兵平息爭端。通過對比漢文和藏文史料，以及新發現的檔案材料，文章對事件的細節進行了深入考證。鄧先生指出，雍正帝多次提到西藏事務“未妥協”，這里的“妥協”意為穩當、穩妥，反映了清政府對西藏治理的不滿和對局勢的憂慮。阿爾布巴等人選擇在清政府使者攜印信未到、大臣未來之時殺害康濟鼐，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而清政府在處理阿爾布巴事件時，既考慮了軍事行動，也注重了政治安撫，體現了其治藏策略的靈活性和有效性。《1750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是頗羅鼐的次子，在其父死后襲封郡王，總理西藏事務。他在西藏施行暴政，迫害異己，與清中央關系緊張，計劃并實施驅逐中央駐藏全部官兵出藏。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不滿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的專恣跋扈，決計采取非常手段誘殺悖逆為亂的郡王，但隨后不幸相繼遇害。乾隆皇帝在此事件中態度動搖，對策猶豫。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廢除藏王制，改設四噶倫統轄日常政務，達賴集團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統治逐步形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不僅是西藏地方的一次叛亂，更是清朝治藏政策的一次重大考驗，促使清政府重新審視其治藏政策，從“政教分立”的郡王制轉向“政教合一”政策，這一轉變對西藏政治體制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清朝對外交往與驅除外來侵略勢力研究。柳陞祺、鄧銳齡先生合作的《喬治·波格爾入藏的使命內容及其執行結果》，詳細論述了1774年至1775年英人喬治·波格爾受東印度公司派遣，試圖與西藏地方建立聯系，了解西藏的地理、政治和經濟情況。1774年10月23日從不丹到達帕里，后經江孜、白朗，到雅魯藏布江北的南木林，會晤了在那里暫避天花的六世班禪額爾德尼，成功完成了入藏任務，與六世班禪建立了聯系，并帶回了大量關于西藏的地理和政治信息。然而，六世班禪明確告訴波格爾，“西藏是中國皇帝統治下的一個地方”“他的政治地位不是什么國家元首”。文章結合了波格爾的入藏筆記、家信及相關檔案，揭示了英國早期對西藏的侵略圖謀，同時強調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第一次廓藏戰爭（1788—1789）中的議和潛流》一文，主要探討了1788年至1789年廓爾喀侵入西藏后，清軍進藏恢復失地過程中，廓藏雙方秘密議和的全過程，以及和約的內容、清領兵官員與廓方代表的接觸、戰事的終局等。文章指出，在締結屈辱性的和約一事中，西藏地方當局始終為主導，這與以往認為清中央在西藏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觀點有所不同。清領兵官員如巴忠等全力促成議和，并巧飾上報，使乾隆皇帝受到蒙蔽。乾隆皇帝雖英察，但因虛榮心熾，最終接受了被蒙蔽的議和結果。獲知實情后，乾隆皇帝說出了震怒的警句：“是國家抽調兵餉，靡費錢糧一百余萬，俱系虛擲。夫西藏之地即天朝之地，豈有堂堂天朝向廓爾喀許銀和息，竟成前代歲幣故事，豈不貽笑萬世呼。”遂決意派福康安率兵驅敵。《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一文，依據《廓爾喀紀略》等原始史料，詳細敘述了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至五十七年（1792）廓爾喀第二次侵略西藏及清廷遣軍入藏收復失地，深入廓境，接受求和的全過程，并清晰地交代作戰期間清中央、清駐藏官員與西藏地方當局三方面之間的錯綜復雜關系。文章敘述了1789—1791年間西藏短暫的和平，1791年扎木（樟木）噶倫丹津班珠爾、宇拓（玉妥）和代本及兵丁王剛、馮大成等被廓方洗劫流血事件，繼之敘述廓爾喀再次入侵后藏，大掠扎什倫布寺，四川援軍入藏、收復聶拉木，統帥福康安自青海入藏，至后藏日喀則備戰，以及1792年6月清軍收復濟嚨（吉隆），逾鐵索橋攻入廓境，經過東覺之役，廓爾喀遣使，在甲爾古拉山之役清軍受挫，接納廓使，1792年10月受降撤軍的整個過程。文章深入探討了廓爾喀入侵西藏的根本原因，指出不僅是經濟利益的驅動，還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如廓爾喀試圖通過戰爭來鞏固其在喜馬拉雅地區的霸權地位。認為清軍能夠根據戰場形勢靈活調整戰術，如采取分進合擊、逐步推進的策略，成功擊敗廓爾喀軍隊。文章揭示了西藏地方當局在戰爭初期的軟弱和妥協態度，以及在清軍入藏后的配合與支持，對戰爭的最終結果產生了重要影響。最后講到了廓爾喀派使者入京朝覲，西藏邊界西段與廓爾喀段的劃定，福康安、海蘭察、和琳、孫士毅等受到封賞，丹津班珠爾、宇拓受到皇帝開恩從輕發落離京返回拉薩。《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一文，依據原始的漢文檔案及當事人記述，縝密地研究了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戰役史上三個重要問題，對戰爭的起因、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的責任、戰爭最后階段清軍面臨的困難、皇帝的認識過程與決策過程等，做出了詳細的說明，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文章探討了乾隆帝是否在廓爾喀入侵前已知道藏人于1789年同廓爾喀秘密締約以付銀贖回失地，確認巴忠一死引起皇帝懷疑，一直要究明廓藏第二次戰爭的起因來看，乾隆帝確實受到了蒙蔽；分析了乾隆帝在戰爭期間對第八輩達賴喇嘛的看法，斷言11歲的幼童班禪額爾德尼遠比34歲的成人八世達賴喇嘛聰慧，而達賴喇嘛親族管事最易滋弊；詳細探討了清軍與廓爾喀是在何種情況下結束戰爭的，即廓爾喀無力抗爭清軍，又遭遇困難，所以和平得以順利地實現。

清朝治理西藏重要人物研究。1718年，清軍首次入藏失敗后，康熙帝決定再次派兵驅逐準噶爾部。1720年，清軍分南北兩路進入西藏，最終成功驅逐準噶爾部。1720年，清軍分南北兩路進入西藏，驅逐準噶爾部。延信作為北路軍的主要將領之一，負責護送靈童（即后來的七世達賴喇嘛）進入西藏。在行軍過程中，延信展現了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和政治智慧，成功地完成了任務。《1720年率軍進入拉薩的清軍將領——延信》一文，認為清軍能夠順利入藏并取得成功，除了軍事上的勝利外，還得益于康熙帝的英明決策、后勤保障的得力以及藏族上層和民眾的支持。延信進入拉薩后，立即對準噶爾在藏的傀儡政權進行了清算，審訊并處決了相關責任人。同時，他開始組織過渡時期的政權，推薦并任命了新的官員，如康濟鼐、阿爾布巴和隆布奈等，負責處理西藏的日常事務。同時，召集青海蒙古諸首領商議駐藏事宜。認為延信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軍事將領，還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展現了卓越的才能，他在拉薩短暫駐留中采取的若干措施，正是完成了清廷對西藏由間接控制到直接統治階段里最初的步驟。《年羹堯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過程中的作用》指出，雍正六年（1728）之前的八年間，清中央治藏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確定。年羹堯作為川陜總督，在治藏政策的孕育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了西藏與川、滇兩省行政界域劃分以洛隆宗為界的建議，為清廷對西藏的治理從間接控制向直接統治轉變奠定了基礎。年羹堯還對西藏行政體制即噶倫主政制度的建立、康濟鼐為首席噶倫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皇帝提供了不少關于西藏、青海的知識。《岳鐘琪與西藏問題》一文依據原始檔案資料探討了岳鐘琪在雍正時期作為川陜總督，在處理西藏問題上的見解和建議。文章討論了雍正帝關于將西藏分為南北兩部分治理的設想，以及岳鐘琪對此的分析和建議。還涉及了岳鐘琪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如何將西藏的治理與對抗準噶爾部的戰爭相結合，提出了“與其應援西藏，不若乘虛直入，搗其巢穴”的戰略思維。岳鐘琪是清內外重臣中第一個提出將達賴喇嘛遷入內地，以削弱其宗教號召力對西藏政治影響的人。岳鐘琪的建議中包含了政教分離的思想，并主張在西藏駐扎軍隊。《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一文中指出，色楞額在藏8年，是歷任駐藏大臣中駐藏時間最長的一位。文章詳細敘述了色楞額在西藏期間阻止外國旅游者自川入藏，駐藏幫辦大臣維慶入藏在三巖遭遇搶劫，拉薩尼泊爾商家被劫等事件，以及辦理對不丹、哲孟雄的聯絡，阻止英國人馬科蕾入藏，藏軍隆吐山設防事件等，認為他應是一名富有軍政經驗、諳熟世故、對國家尚能盡責的官員。但是，因為國勢衰頹，內外交困，突發事件又應接不暇，故無遠略只圖敷衍似是必然。

清朝安定西藏地方摩崖石刻文物研究。《拉薩布達拉山東側康熙時摩崖考釋》考釋了清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期間清軍為驅逐準噶爾勢力、保衛西藏而入藏軍事行動留下的摩崖石刻文字，“在研讀了這六通摩崖文字之后，不難看出，從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季秋到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季春這一年半中，不同系統的官兵紛紛在布達拉山東崖上刻銘記功，這在清入關以來，在邊陲似一創舉，可以看到康熙帝晚年政尚寬容的一面，而又給人以政出多門的印象。”“通觀這些摩崖文字，又顯而易見，允禵、延信、年羹堯這幾名日后為雍正帝疑嫉迫害的將領，當時在入藏將士中享有極高的威信。”校勘過的錄文對大家研究提供了便利。《拉薩現存雍正時摩崖考釋》一文主要對現存于拉薩的雍正六年和七年兩通摩崖石刻進行了詳細考證和研究，還附錄了雍正八年摩崖石刻文字，特別對雍正六年摩崖文字進行深入細致研究，揭示了當時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從名次看文職一般先于武職；邁祿以下至洪德周計23人，其中北路入藏者17人，南路入藏者6人；入藏川陜軍隊停留約3個半月，大多撤回，駐守拉薩的2000人中仍以漢軍綠營居多，且多為川軍；凡是進藏者多精心挑選，以利于和西藏上層打交道，入藏武官多系川陜總督岳鐘琪部下等，為研究清代西藏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讀〈西藏志〉札記》一文，對該書的刊本、編撰時間、作者和內容進行了細致考證，認為現存木刻本《西藏志》是和寧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得之于成都后付刻印的，此前以抄本流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有乾隆時抄本《西藏志》，兩冊分四卷。吳豐培先生據寺廟篇記第四世班禪喇嘛于乾隆六年坐床，而果親王允禮卒于乾隆三年（1738年），推斷此書非允禮所撰。且抄本卷三朝貢篇記載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進貢體制確定于乾隆七年（1742年），可知《西藏志》雖詳述雍正朝事，但定稿應在乾隆七年之際。《西藏志》對清初至雍正末年間西藏的復雜史實有扼要清晰的敘述，如記載康熙時初次遣軍入藏驅逐準部的失敗情況，及雍正二年(1724年)敕封達賴喇嘛金冊印等不見于《清實錄》的大事，可彌補《清實錄》及其他史書的不足。書中出現了大量藏語專詞的音譯，涉及山川、部族、官職名稱以及藏族的衣著、裝飾、發型等，為藏漢文化交流和語言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素材。以往對《西藏志》的作者有多種說法，如果親王、蕭騰鱗、徐天球等，鄧先生通過分析書中內容與當時駐藏大臣衙門的實際情況，認為《西藏志》的作者可能是駐藏大臣衙門內某一名（或數名）官員，理由包括卷二寺廟篇提到有全藏檔冊可用，卷三邊防篇和卷四路程篇所記內容涉及軍事機密，作者應是通過回到拉薩的官兵或檔案得知。文章還將《西藏志》與《西藏記》《西藏考》《西寧府新志》《西藏見聞錄》等文獻進行詳細比較，指出它們在內容、風格、詳略等方面的異同，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認識《西藏志》的特點和價值，也為相關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參考和借鑒。《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見藏事的痕跡》一文，從小說與歷史相互通文入手，梳理了自唐人傳奇《南柯太守傳》《趙合傳》，敦煌寫卷《張義潮變文》，明代小說《西湖游覽志余》《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西湖二集》《梼杌閑評》《僧尼孽海》，再到清代《儒林外史》《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平金川全傳》《水月燈》等章回小說中顯現的藏事痕跡，發現這些痕跡深淺不一，涉及西藏地區的風土人情、宗教信仰、歷史事件等多個方面，進而探討了這些藏事痕跡顯現的現象與古代各時期族群間接觸的密度、朝廷對藏事及相關政策保密級別等因素之間的關系，強調自唐朝以來漢文著作的藏譯，乃至清代的藏譯、滿譯、蒙譯等由來已久，感嘆“幾千年民族間文化交流的力量，總能治愈歷史上矛盾與戰爭所留的傷痕，在形成共同的中華文化上起了無可比擬的積極作用”。以小見大，寓意深遠。

三、歷史地理研究

中國古代西北邊疆地區歷史地理和西藏地區歷史地理研究也是鄧先生長期用心用力，貢獻突出的一個學術研究領域。鄧先生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了“唐蕃邊界”和“女國”條，為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撰寫了“東漢到明各時期全圖西北邊疆部分說明”“宋時期西遼圖幅地名考釋”“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圖幅說明（1306—1330年）”“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疆界資料”“元時期《察合臺后王封地》圖幅地名考釋”“明時期《亦力把里》圖幅國界線走向說明（1484—1509）”等，已經收入到《中國歷史地圖集南宋、元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考釋》一書中。另外撰有《清拉薩圖（1875—1908）及說明》一文。鄧先生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等衛雜考》一文主要探討了明初在青海地區設立的幾個重要衛所，包括安定衛、阿端衛、曲先衛和罕東衛。文章詳細考察了這些衛所的設置背景，指出它們是在洪武年間，明朝在擊敗擴廓帖木兒并進駐河州后，為加強對青海地區的控制而設立的。這些衛所的設置與明朝對藏族地區的招撫政策密切相關，是明朝繼承元朝在藏族地區管轄權的一種體現。通過查閱大量歷史文獻和實地考察，確定了明初這些衛所的大致地望，即“罕東衛距西寧最近，罕東之西為安定衛，安定衛之西或北為曲先衛，阿端衛似在最西……此四衛與明之交涉都經過西寧茶馬互市雖是強加給四衛人眾的負擔，但也促進了他們以茶和絹同其他少數族部間的貿易往來。”這些衛所居民主要是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化以后，吐魯番崛起，明朝被迫放棄哈密，罕東衛被安排在肅州、甘州境內游牧。正德、萬歷年間，俺答汗屬下東蒙古部落越過甘州進入青海，安定、曲先等衛人眾散亡，留在當地者歸蒙古酋豪役屬，東移的則至今西寧、互助與其他民族共居。《西遼疆域淺釋》則對西遼的疆域范圍進行了系統研究，明確了西遼在中亞地區的地理范圍，包括畏兀兒地區、中亞河中地區等，對西遼疆域內的地名進行了詳細考證，如虎思斡兒朵、玉深、合剌山等，分析了這些地名的歷史沿革和地理意義。結合歷史文獻和地圖資料，對西遼疆域的邊界劃分進行了重新解讀，特別是對西遼與周邊政權（如金、南宋、蒙古等）的邊界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西遼的疆域不僅包括傳統的畏兀兒地區，還擴展到了中亞河中地區。文章還探討了西遼疆域對周邊地區（如中亞、蒙古等）的歷史影響，強調了西遼在中亞歷史中的重要地位。

鄧先生參與《中國歷史地圖集》有十余年之久，他在《“楊圖”瑣憶》中回憶了這一段工作的諸多往事，特別是受教于譚其驤先生的故事。從文中可知，鄧先生參加地圖編制始于1969年，其中1969—1980年間以絕大部分時間致力于西北邊疆圖幅的定界、定點及釋文編寫工作，1980—1989年后十年，因為有若干其他集體協作項目，地圖工作只能兼做。鄧先生回顧了馮家昇先生曾用楷寫兩張關于元明兩代西北史地的書單給他，指示他在若干漢文古籍外，還要讀羅斯英譯海達爾的《拉施德史》、巴托爾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等外文書籍。談到譚其驤先生“學識之淵博，記憶力之強令人吃驚”，“譚先生是在上一代學者中有大成就、實現了生平抱負的，而作風卻是虛懷若谷，從來沒有一點驕矜之色。此外，還專門談到西藏組的王忠先生的工作，以及譚先生稱王忠先生‘王忠呼圖克圖’的趣事。”認為譚先生、王忠先生、馮家昇先生都是在1955年參加地圖編制工作中的，“他們共同的特點則是平易近人，不矜夸，不驕躁，真誠謙虛，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在后來撰寫的《參加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工作的歲月》一文中，與前文內容有一部分重復，但是補充了不少有關這項工作遭遇波折的政治背景，以及各個朝代、西北東北西藏組人員組成情況，再次指出，譚先生“他的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我們把圖幅送呈，他總是把地名逐一來看，從來不漫然放過。發現問題就指出。還很謙遜，不恥下問。我覺得譚其驤先生擔任主編，名實相符，眾望所歸。”還談到了自己在完成西北地區制圖小組工作之后，為什么沒有繼續做西北民族研究而選擇研究西藏歷史的緣由[53]。鄧先生有記日記的好習慣，心思細密，他的文章對地圖編撰史的回憶很有參考價值。《〈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西北邊疆圖幅地理考釋》一文，據漢文及波斯文（英譯本）等文獻,對元代宗藩窩闊臺汗、察合臺汗兩汗國，明代察合臺汗國分裂后東支的轄境、邊界、境內功臣領地、直系子孫封地，以及明代后期東支再度分裂等情況作了考釋。文末所附作者與《中國歷史地圖集》主編譚其驤先生的往來信函14件。為了解中國歷史地理學，特別是中國歷史地圖繪制學術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四、國外學術成果翻譯與介紹

鄧銳齡先生從事藏學和西北史地研究，十分重視對國外學術研究成果的吸收，使自己的研究始終立足于國際前沿。鄧先生先后學習掌握了英語、法語、日語，還曾經學習過德語，專門學習過藏語。把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翻譯介紹給國內學界，也是他的重要工作內容之一。鄧先生與李有義先生合譯了意大利著名藏學家杜齊的《西藏中世紀史》，鄧先生與梁俊艷合作翻譯了阿拉斯泰爾·蘭姆的《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1766—1910）》一書。事實上，早在1963年，他就翻譯了法國藏學家石泰安的《1961年重刊〈巴協〉——桑耶古代編年史的引言及提要》，1965年翻譯了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稻葉正就的《元代帝師考》一文。1978年，鄧先生先后翻譯了美國學者懷利的《蒙古初次征服西藏史實再釋》和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的《蒙古史料中的早期蒙藏關系》兩文。20世紀80年代，鄧先生相繼翻譯了日本學者佐藤長的《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勢》，匈牙利學者約舍夫·特意克的《喬瑪（1784—1842）小傳》，意大利學者伯戴克的《蒙古政權在西藏進行的戶口調查》，佐藤長的《西藏史研究入門》《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頹過程》和《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等，都是國外藏學界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外，鄧先生還翻譯了伯戴克的《西藏攝政沙札·汪曲結布》，佐藤長《古代西藏史研究·總論》，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跋》等，為學術界了解國外學者在元明時期西藏歷史研究領域的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根據鄧先生的回憶，多篇外文翻譯實際上就是當時協助王森先生撰寫《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時形成的。他說：“（王森）先生曾要我留心國際上名家如佐藤長、石泰安（R．A．Stein）等關于古代西藏的社會經濟的觀點，選擇重要論文和章節譯出供用，并把他自己寫的《宗喀巴傳論》、民族學院王堯兄譯出的《薩迦世系·帕竹世系》和我譯出的野上俊靜、稻葉正就《元代帝師考》作為《十篇資料》附錄。”

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鄧先生說道：“1962年，民族所訂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績。我決定先找一本書翻譯，就選擇了佐藤長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當時這部書的上冊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過來，于是就拿下冊來翻譯。我對于唐代的吐蕃一點都不懂，就根據字面意義硬譯，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來的，就這樣硬譯，譯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來給人看。有一次王輔仁同志要借，我沒有答應，也沒跟他解釋。后來認識到，應該解釋一下就好了。我當時只覺得實在是譯得太差了，很慚愧。”文中提到的佐藤長這本書的譯稿，鄧先生曾經交給我一閱，我建議出版該書，鄧先生說尚未達到出版水平，要出版還需再認真校對，他已無力完成。鄧先生治學嚴謹是大家公認的，熟悉的人都知道鄧先生心思極為細密，這里提到沒有把譯稿拿給王輔仁先生看，怕引起誤會，盡管是幾十年前的事，盡管王輔仁先生也早已故去，他還是要說出來才算心安。

鄧銳齡先生與柳陞祺、張廣達等編寫《關于國外研究藏族社會歷史的情況》，獨自撰寫的《1978—1985年國外關于藏族歷史研究情況》，《紀念匈牙利東方語文學者喬瑪誕辰二百周年》等介紹國外藏族歷史研究動態，并向國外介紹中國藏學研究的動向，促進了中外藏學界的交流互鑒，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藏學復興發展的起步階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說：“我的若干篇翻譯文字，也都是經過選擇，大多脫稿于改革開放之初，用意在供我們參考，庶幾有助于改變文革遺留的膚泛議論、不切實際的文風。”可見，鄧先生的翻譯不只在介紹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一端，還有端正當時學風的用意。

五、治學方法與路徑

1952—1953年，鄧先生剛進入中央統戰部工作時，西藏工委牙含章先生從日喀則班禪堪布會議廳得到了一個藏文本的《二十九條》，翻譯成了漢文，請人帶到北京來。鄧先生接受安排審看譯文。他用《衛藏通志》和嘉慶《四川通志》的記載，仔細對照了漢譯文，寫下了《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供內部參考使用，由此與藏學研究有了交集。

1960年鄧先生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工作，1962年明確了治學方向，即遵從翁獨健先生的指導，從事元代以后的西藏歷史的研究。鄧先生認真閱讀了《明實錄》全文，還做了一些筆記，開啟明代西藏史研究。后來參與《藏族簡史》元朝明朝這一部分的編寫工作。鄧先生說，王森“先生與我談明初藏史，偶然言及當時漢僧的文集可能流傳到日本，這啟發我在日本教課余暇，訪問公文書館、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等圖書館，搜尋史料，得以寫出關于克新、宗泐二僧事跡的文章”，開始了對明代入藏高僧事跡及相關事實的研究。

清代西藏歷史研究，鄧先生用力最勤，成果也最豐富。他說：“與柳陞祺先生合作的幾篇論文，我覺得，一是題目選得比較合適，二是花的功夫比較多。”金瓶掣簽一文，“這篇文章談的是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在學術與現實兩方面都明確肯定了清中央主持達賴喇嘛轉世。”“我不同意清末駐藏大臣聯豫與《藩部傳》批評琦善，說琦善把乾隆時的衛藏章程全部廢棄。”圍繞諸多重大事件、人物、制度等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多有創獲。

回顧學術研究歷程，鄧先生自述“從1960年到現在為止，50年來，我一共參加了8項集體大任務，包括《辭海》《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大地圖集·歷史地圖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大辭典》《藏族簡史》《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和《西藏通史》，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這些大任務上。”另一方面，他也建議“從人才的培養等方面考慮，領導還是應該給研究者一定的命題的自由。只有對某方面感興趣，才能把研究做好。”他在《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一文中，系統講述了自己的學術人生，讀來讓人很受教益。

關于學科建設和治學方法，鄧先生撰寫有文章并曾經接受專訪。他在《藏學建設四題》中指出，藏學涵蓋歷史、語言、社會、宗教、文化、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研究，從性質上基本屬于人文科學范疇，但像歷法、醫藥、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又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由于藏學內容廣泛，一個學者很難對各領域都具備足夠的知識，因此學者們應一方面盡量具備正確的廣博常識，另一方面發揮自己的專長，對某個專題做深入研究，并在研究中不斷學習充實自己。同時，要保證工作的質量，實事求是。目錄索引的編制、檔案的整理、古籍的校勘注釋、國外研究論著的介紹等基礎工作，是為更深入研究做準備的，沒有人做是不行的，且這些工作也能體現作者的治學態度與知識水平。藏傳佛教在藏族文化、民族心理上有著重要作用，深入研究并普及佛學知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藏族文化與民族特點，應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比較研究，同時深入淺出地做些介紹，研究普及佛學知識不等于崇信及宣傳佛教。此外，藏文和漢文古籍的刊印要選取好的版本，盡量避免和減少錯誤，以利于讀者引用。無論是藏漢互譯，還是外文與漢文互譯，最好有一個規范，否則會增加混亂。最后是加強資料庫建設。在《做學問與做人》一文中，鄧銳齡先生強調做學問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嚴謹的態度對待，確保研究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做學問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始終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尊重歷史事實，不主觀臆斷，不歪曲真相。鄧銳齡先生注重個案專題研究，通過對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積累經驗和發現宏觀問題；強調要重視根本知識和寫作修養，這是做學問的基礎。藏學是一門多學科交叉的學問，他鼓勵研究者對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考古學等方面有更多了解，以歷史為專長，其他方面也有所造詣，這樣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藏族歷史。認為做學問必須誠實，有一說一，實事求是，尊重原始實驗數據的真實性。在學術研究中，要對具體實驗結果的分析、解釋保持客觀公正，不弄虛作假。強調學術研究要遵循一定的規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發現、整理和解釋，不能隨意杜撰或歪曲事實。同時，要尊重他人的學術成果，不抄襲、不剽竊。鄧銳齡先生主張學者要保持謙虛的態度，不驕傲自滿。做學問不應追求名利，而應以對社會和學術的貢獻為最高追求。只有淡泊名利，才能保持學術研究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專注于學術本身。強調做人要注重品德修養，培養健康的人格和心理。他認為知識分子應努力克制自己的自私自利，與人為善，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

鄧先生在《答客問治明清兩代西藏史經驗》中，暢談了寫論文的經驗：第一，一般來說，寫作之前，自己先編一個年表或日表來用，把事件的時間前后弄清楚。第二，要對所研究的問題必讀的典籍、史料是哪些，盡力做充分調查，也就是說要有目錄學知識。第三，歷史學論文的關鍵部分需要引證原文，一定要仔細地研讀原文，千萬不要誤解。應盡可能使用整理原始史料，恢復出當時歷史事件的面貌，盡可能少發表議論和評論。另外，雖然讀了很多材料，或有很多心得，可是，如果它們與文章的主題比較遠，最好把它變成小注，或者寫為附錄，或者留著以后再用。千萬不要都放在文章里。如果有意賣弄博學，這就不好，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了。文章初稿寫出后，自己應多次審改，這是人生樂事之一，一種享受。第四，寫歷史學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寫得簡要干凈。這恐怕是起碼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最好能做到不是同行的人也能看得下來。他認為，一切文章，無論是古文或者現代的語體文，寫得清楚明白才是最好的。第五，在歷史研究上下功夫的話，就一個題目深入探討是必須的，但也要有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所謂普通的歷史知識，以求做到能夠融會貫通。他一再強調，我們做學問，要像朱熹說過的“凡百放低”，也就是要求學者“一切放低”，“從小到老，要時時夯實自己的學識基礎，要時常溫習讀過的好書和基本讀物。一直要謙虛，切忌虛驕。”

鄧先生寫過多篇回憶文章，涉及北京大學本科、研究生時代的老師，如鄧恭三（鄧廣銘）、鄭毅生（鄭天珽）、向覺明（向達）、潘光旦等前輩學者，以及他在民族研究所工作時的翁獨健、王森、柳陞祺等先生。

在《憶鄭毅生師》中，鄧先生不僅回憶了鄭天挺先生的治學，還有他的為人，稱贊“感覺先生不但學問好，品德也很高潔，是世間少見的漢宋兼修的學者。”在《憶向覺明師》一文中，鄧先生談到了向達先生授課時神態凝重、聲音低沉，但內容豐富、知識廣博，使學生如癡如醉；對自己的論文，向達先生逐字逐句審閱，細致批改。向達先生為人正直剛毅，在政治和社會環境中保持獨立性，不隨波逐流。稱“在不少師長中，唯有向達（字覺明）先生對我教育最多、影響最大。”《聽鄧恭三先生講課》中稱，“這幾十年中我所接觸過的學者中能娓娓清談者頗有人在，而在大庭廣眾中講授學問如此漂亮的，只有胡（適）、鄧（廣銘）二位先生了。”鄧先生曾經寫過《孜孜以求的樸素學者——憶潘光旦先生》懷念潘先生。在接受鳳凰衛視記者采訪時談到，潘光旦先生是學行合一的一個人，他不光是說我讀書，我還要使我的學問和我的一切行動，直接有益于國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會的。在《回憶藏學家柳陞祺先生》一文中，鄧先生寫道：“幾十年內，我從學受教的師長或同在一起工作的前輩不少，回憶起來，其中給我教誨最多，最令我敬愛的只有柳陞祺先生一位。”“而在我看來，比一切成就名望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之所以從事學術研究，不僅僅如許多學者那樣，基于愛好和求知心，更非為了一己的私利，而是一開始就自覺地在治學中貫徹著維護祖國統一、領土完整的愛國理念，直到95歲彌留之際還念茲在茲，眷戀不舍。”“可以說，他既是一位純真的學者，又是一名在第一線默默作戰的志士。”鄧銳齡與柳先生合作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他后來回憶說：“柳先生在寫作時主張既占住理，則應‘引而不發’，不必用‘大批判’式的咄咄逼人的口氣，以后這就成了我們論文的含蓄和緩的風格。”前輩師長成功的經驗是鄧先生治學的遵循，前輩學人的謙虛純真也成為鄧先生治學做人的本色。鄧先生在《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序中自述：“凡執筆綴文，無不全力以赴，謹遵實事求是的原則，以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一與民族的團結為最高指歸。”體現的是自己治學的守則與崇高追求。正是這些眾多因素成就了鄧先生博大精深的學問和高潔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