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深刻重構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空間場域，同時賦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間形態的時代特征和空間形塑的實踐向度。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現代性空間重構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創造相互交織，構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出場的現實與理論必然，并呈現為生命空間、生存空間、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四種空間形態，其空間形塑的實踐路徑是要以人民至上推進民族復興征程、以統籌兼顧聚焦共同富裕中軸、以文化生產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以開放包容縱深民族交融格局。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間理論；空間實踐

【作者簡介】強榕，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黃長義，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文章來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4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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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全國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一起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與創新。學界立足多學科、維度與方法進行闡釋研究，推動全社會更加廣泛、全面、深刻地認識和自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黨的十九大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后，學界主要基于政治向度的思想認識與內涵闡釋，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意義、方法策略、理論脈絡等基礎性理論問題及實踐經驗進行總結探討。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后，學界逐漸轉向跨學科、新論域、多方法的理論建構與實踐創新，開始關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深化，譬如在經濟交融、社會教育、國際傳播，以及宗教文化引導等層面的微觀研究。在此基礎上，空間的入場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來說，進一步釋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聯結與能動性功能。馬克思實踐觀將實踐從舊唯物主義中局限在客體、直觀形式的“對象、現實、感性”之中解脫出來，看到了實踐的主觀能動性與主體創造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通過一系列實踐活動將空間與作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相聯結起來，不僅體現為主體在空間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感知與理解，也反映為主體對空間的再建構與形塑。因此，需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視域，借鑒相關空間理論，闡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現代化空間實踐中的風險與挑戰，論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科學性與必要性，厘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空間形態，澄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間形塑的實踐路徑，科學回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之問。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現代空間實踐中的挑戰

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出至今，在黨的統一領導、政府依法布局、各部門組織合作、全社會共同參與下，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實踐效果來看，有學者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進程中存在政策傳遞“空傳”、運行機制“碎片化”、多元主體“虛置”，以及信息技術“遲滯”造成的政策執行碎片化。為調適政策執行層面的碎片化，需要探究這種碎片化的社會表征與本相。如今，“碎片化”貫穿于整個現代空間，“現代化需要社會所有主要領域產生持續變遷這一事實，意味著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各種群體間的分裂和沖突，以及抗拒、抵制變遷的運動，而包含諸種解體和脫節的過程”。這種解體與脫節加速著現代化空間重構，使原本時空、市場、文化、社會關系等結構的整體性與穩定性不斷瓦解與分割，以人口高速流動、空間異化、文化圈層化、社會焦慮等表征取而代之，其中的消極因素與負面效應是現階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所面臨的挑戰。

（一）“時空壓縮”加速人口流動導致的適應壓力

交通工具革命使時間以空間化的形式存在，打破地域空間阻礙，能夠對空間進行改造利用，“用時間去消滅空間”與時間空間化使得時空壓縮成為現代化社會的顯著特征；空間在交通運輸技術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萎縮”，逐漸成為可以用交通工具所需時間來衡量的抽象的、空洞的距離。時空壓縮導致人口流動的效率提高與選擇多樣，“地理的空間和地緣政治的空間，以及有時也包括一些地方的本地的特殊性，對于很多決定和發展而言突然贏得了新的重要性”。換言之，人口流動因為高度時空壓縮趨向暫時性、偶然性與多選擇性。

對于新時代中國少數民族人口流動來說，呈現從地區、?。ㄗ灾螀^）、市內部流動轉向全國流動的趨勢。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西部地區仍是全國少數民族集中聚居的區域，占比為81.33%。但從歷時性角度來看，二十年間（2000—2020年）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速率為14.97%，明顯緩于東部地區的92.83％，僅浙江一省少數民族人口就從2000年的40萬人增長至2020年的222萬人。少數民族人口流動有效推動國土空間內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經濟、文化與社會層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人口高速流動導致流動人員、常住人員，以及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的適應壓力與管理壓力。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之間交往交流頻率增加可能會導致“文化休克”、偏見歧視等不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因素出現。此外，“戶籍壁壘”及其他因素造成少數民族流動人員享受教育資源、醫療與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現象，以及城市人口大幅增長導致的“城市病”等，都對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新的考驗。

（二）資本空間化致使從空間到人的異化循環

資本的增殖是基于擴大生產、提升社會生產力及效率從而增加資本的累積，而這些需要相應的空間供給為前提?？臻g作為社會生產的容器、場所與資源來源是社會生產的基礎條件，資本空間化是資本發展的歷史必然，并由此形成現代化空間重構。現代資本空間化之本相是“同質性的擴張”，通過資本實現自身增殖方式的同質性來同步規劃、設計與利用空間，從而致使空間的異化。“（空間）異化指出了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扭曲，亦即一種主體處于、‘坐落’于世界當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個體本應因為擁有能夠生存、生產、生活于空間之中的身體性存在而感知世界空間的擴展，然而隨著資本空間化，空間的同質與割裂造成人對社會相關性與空間物理性感知的脫節。

近年來，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的人造民俗村、文化商業街生產出同質化空間來掩蓋空間中存在的沖突與矛盾。由于地理、市場等因素限制，部分民族地區將經濟發展重心向文旅業傾斜，為快速吸引旅游客源而直接借鑒較為成熟的文旅商業模式，或單純為配合商業發展而規劃、改建相關建筑及場所。然而，其中不乏一些不適宜地區發展又造價過高，甚至形成地方性債務的建筑，伴隨過度商業化的民族文旅產業，使參與者感到身份流失與認同模糊。被資本剝削并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儀式活動不僅會引發文化空心化危機，其民族獨特性也面臨著被資本空間化不斷稀釋的風險。民族文化過度商業化與產品同質化使空間與個體一并被剝奪了其本性，只剩下市場價值，削弱了文化產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效益。

（三）數字空間亞文化再生產形成的圈層交錯

“科技創新速度顯著加快，以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技快速發展，大大拓展了時間、空間和人們認知范圍，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時代”。數字空間的形成不僅打破了地域對信息傳遞的限制，也突破了地域對時間的束縛，生產出數字文明與民族文化結合的創新空間。相應地，數字時代掀起了個體對身份認同的“自我流放”，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開篇中提及青年開始“著迷于那些最普通的物品，如安全別針、尖頭靴、摩托車，這些物品和一管凡士林一樣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種恥辱的形式、一種自我流放的標志”。所謂自我流放是指不再執著于所謂“循規蹈矩”“宏大敘事”“正統”的身份文化，而是通過差異、質疑甚至嘲笑來賦予特殊象征意義。網絡亞文化圈層成為數字空間文化部落的新型表征。現階段，中國亞文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穩定、有一定邊界的圈層，例如，二次元、新健康、國風國潮、潮玩酷物等，并在數字空間中存在相對固定的交流空間。赫伯迪格將這種圈層化過程稱為“有效收編”（incorporated），以意識形態與資本兩種收編方式為主要途徑。其中，意識形態收編是通過引起（媒體）關注—接受并形成意識認同，媒體在記錄傳播的同時，給予了他們以意義框架。另外，圈層化與消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大多圈子都需要商品、消費來傳遞信息與彰顯意義（如二次元的“谷子”、粉絲文化的“小卡”等），而依附于這些商品上的初始意義有些卻早已“買櫝還珠”了，資本介入使亞文化成為消費活動和有利可圖的商品。

在數字時代下，這兩種收編路徑通過“脫域”“算法”等機制在無孔不入與潛移默化間深刻影響并引導著個體，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消費觀。亞文化對青少年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牽制來源于青少年抵抗教育的缺位與依附認識的模糊。他們缺少系統的“抵抗教育”，在面對亞文化的收編時難以厘清是真實存在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或是一種現代從眾、逆反、孤獨心理，無法分辨其真實的“依附”本質，自然導致“抵抗力”失靈。亞文化圈層過度發展無疑會分散個體的認同重心，不利于其文化認同、文化依戀的秩序構建，在被亞文化圈層收編過程中的慣性接受思維不利于面對意識形態滲透時的抵抗機制建構。最重要的是，亞文化圈層存在的意識形態混亂與斷裂機制不利于各族青少年養成對文化本質的認識，會導致難以對中華文化產生深層次理解，難以從文化領域出發以再生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績效社會催促“自我實現”引發的情感倦怠

早期績效社會是指“工業社會中個體的應聘、勞動收入與晉升都取決于個體在勞動組織中的勞動表現，進而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也由個體在勞動組織中的收入與地位所決定”。隨著現代化深入發展，“績效”不僅決定著個體的勞動、生產表現，也丈量著個體的精神與生活，用肯定性與積極性的激勵機制貫穿著個體的社會空間。“21世紀的社會不是規訓型社會，而是績效社會”，過度生產、超負荷勞作及過量信息導致了肯定性與擴張性暴力，“成就壓力造成了過勞式抑郁癥……倦怠綜合癥不是表達了精疲力盡的自我，而是表達了疲憊、燃盡的心靈”，在充分自由且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批量產生的“躺平”與“開擺”者，證明著績效社會在培養“卷王”式過度競爭的同時，也“制造出一個個孤立的自我，他們同群體間的紐帶十分薄弱”。

績效社會伴隨著生活節奏持續加速，改變著個體與空間、時間、他者和個體行為、親身體驗的關系及所發揮的社會性功能。由此改變著個體對“我是誰”的認知意識，“穩定的、持久的個體的身份確定經不起快速的變化速度，并且似乎‘破裂’了，因而向‘代際之內的（或者說個體之內的）身份定位順序’發展”。為了適應現代高流動的社會，個體不得不將自己置于更加靈活、開放且愿意改變的身份定位之中來達成“自我實現”的績效目標。在群體間距離趨向疏離，個體對多重身份的過度注意趨勢下，加速著個體的情感倦?。阂环矫姹憩F為對于民族共同體宏大敘事的疲勞感，轉而集中于碎片化議題，造成個體對共同體利益的關注度下降；另一方面表現為個體社會交往的利益化與扁平化傾向。特別是在算法時代，身份認同會隨著數據的變化而產生偏轉。個體通過發布“討喜”的風格與內容、建構被“期望”的角色定位來獲得數據的“青睞”。譬如，在社交平臺為了收獲流量關注而簡單暴力地標簽化民族文化，以此削弱了民族文化的復雜性，不利于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遲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推進。

二、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理論證成

基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現代化空間中面臨的挑戰日益顯著，已有學者認識到空間入場對于深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研究的重要性，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學校教育空間，以及空間生產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等角度，具有一定啟發性。但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忽視了空間的時間性在場和主體對空間建構的能動性，即缺乏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理論建構。與此同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后簡稱《決定》）強調要“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升級并拓展大統戰格局，以此證明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研究的理論創新性與現實必要性。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理論基礎

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理論基礎，就要基于馬克思實踐觀與空間理論對這一合成概念進行界定。馬克思指出，“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于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然而隨著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離，意識開始能夠被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正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開始產生于個體將物理空間轉化為“國土”“國家”等符號，并賦予其文化與政治意義，即對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大一統的追求。但隨著現代分工實踐發展，意識實踐不再一定需要現實的空間作為中介工具，而是能夠直接被抽象存在。列斐伏爾稱空間為“具體抽象物”，其一方面屬于自然，另一方面屬于人，是能夠成為個體實踐組成部分的物質實體，作為個體社會關系呈現時又是抽象的；既是社會活動的抽象性中介，又是社會活動的具體化產物。在現代化進程中，“時—空”分離與重構成為現代性的動力機制，即現代性產生于“時間的虛化”及在此基礎上的“空間的虛化”。吉登斯指出地域性“在場”（presence）與“脫域”（disembeding）的矛盾運動是現代化進程中空間轉向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脫域是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具有“象征標志”與“專家系統”兩種機制：前者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脫離特定情景下的信息傳遞，如貨幣、網絡等；后者是指“由技術成就和專業隊伍所組成的體系……通過跨越伸延時—空來提供預期的‘保障’”，使非專業領域同樣能夠知識成果共享，如科學技術、理論思想等。

空間是關系作用下的產物，是基于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等關系作用下產生的，現代社會中空間是多樣性存在的可能性領域，具有實踐性、開放性及多元性。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無形”且“抽象”的，一方面需要利用具體方式來加以呈現，使共同體成員能夠感知并加以利用來實現鑄牢；另一方面需要抽象性中介加以交互，使共同體成員能夠在堅持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多元一體格局原則下，充分實現自我發展及與他者的交往交流交融。空間化提供了“顯形”“表征”通道，空間既是承載其實踐的具體化產物（大到國土空間，小到宣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標識牌），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抽象性手段。空間化使個體不僅能夠通過空間感知，同時透過記憶共享、體驗交互、儀式活動等意識實踐自覺主動產生認同意識、精神依戀與使命擔當，“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出場邏輯

時間與空間的相互滲透證明著“空間即多元軌跡的維度”，空間如果失去時間維度則會成為一個個靜態片段，將不再有作為生成的歷史與過程結果。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強調空間會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并且在歷史進程中“連接了精神與文化、社會與歷史，它重構了一個復雜的過程：發現（新的或未知的空間、大陸或宇宙的發現）—生產（社會的空間化、組織化特征的生產）—創造（各種作品的創造：風景、具有紀念碑意義和裝飾風格的城市）”。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歷史與社會的新方位劃定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重構—生產—形塑的過程。

中國式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提供了時代方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四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三百多年的現代化歷程。中國高速交通運輸體系、全國市場整合發展、自然資源保護等方面形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區域互聯互通提速、區域市場一體化和美麗中國建設的空間場域重構。另外，數智技術的高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中國理論與話語體系的有效提煉與普及傳播共同構筑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脫域性”空間場域。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決定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生產的人民性、共享性、協調性與可持續性。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體現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要求與歷史使命，也體現著社會主義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資本主義通過遮蔽空間生產中的差異來制造同意與共識，搭建了一個被壟斷的景觀社會，利用其生產方式來控制空間及空間生產力的構型。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基于空間實踐走向發揮空間政治性、開放性、主動性、社會歷史性的實踐空間的活動要素整合，這些活動要素共同構成滿足個體自由自覺生活的實踐空間。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規定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形塑路徑，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力量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存在價值

在現代化進程中，空間一方面服從于社會共同體發展的共同法則，同時又因為各種具體發展需要而分解為碎片化空間，“集中的、放射形的空間被組織起來服務于政治權力和物質生產，以贏得最大利益。而社會各階層都在其中你爭我奪、偽裝矯行，躋身于被征服的空間等級之中”?，F代民族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需要從碎片化空間和反碎片化社會網絡之間建立一種理性關系形態，以此形成對現代空間結構裂隙的修補。現代社會中的個體不再接受將理性視為個體無條件服從的抽象共同體的普遍的最高準則，而是要求將理性從個體之上的共同體返回于個體自身與本質。黑格爾理性思想強調了現代社會最根本的特質就是以個人主觀性理性取代了傳統社會的客觀理性，“現代世界總的原則是主體性的自由，這也就是說，在精神的總體性中存在的所有本質性的方面，都在自我發展中達到了它們的權利”，而這種轉變也是現代社會沖突產生的原因之一，“如果理性的社會控制和個人對自身沖動的駕馭沒有與技術發展保持同步，那么當代社會的秩序必然要崩潰”，體現為現代空間劇烈的碎片化。

從這個角度來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彌合空間結構裂隙碎片化，并能根據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要求提供新的理性關系形態。不同于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精神”，“使人的世界分解為原子式的相互敵對的個人的世界”，而是滿足現實的人的發展需要，在不停滯于個人主觀理性基礎上但充分尊重和保留個人主觀理性積極成果的前提下，克服孤立實體性，打開“自我”（本民族）與“他者”（其他民族）互動空間，在維護共同體根本利益基礎上擁有保持本民族身份意識的自由。由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旨在實踐中通過建構具有行動力且開放性的空間體系，在統一共識下改善和調節空間內部人與地、人與人之間緊張關系，減少空間異質性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消極影響，使空間具有既容納符號象征，同時生產認同意識的張力。

三、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空間形態

在經典空間理論研究中，空間形態分類以物質空間（自然、宇宙等空間）、精神空間（邏輯與形式的抽象空間）與社會空間為主。但是，正如列斐伏爾所評價的“它涉及的領域過于龐大——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思想大雜燴”。這種分類過于籠統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空間中關于意識形態、矛盾沖突、生產與再生產等方面深耕的需求?；诖耍徐撤鼱柦嫵觥案兄摹獦嬒氲摹H歷的”，“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與“表征性空間”的三元空間分析框架。其中，空間實踐是主體感知的空間，包含著物質性生產與再生產，以“確保（社會成員與空間內）連續性和某種程度上的內聚性”。空間表象是主體構想的空間，是空間知識論與精神性的場域，空間中所蘊藏的知識與符號資源就是在這個場域中被生產出來的。表征性空間則是主體親歷的空間，是暗含著個體的親身體驗、情感想象與社會關系的空間場域，體現著個體對空間的訴求與希望。然則，從實踐角度來看，這一分析框架缺少了身體作為人生命空間的建構。身體既是生物性容器，使個體能夠感知世界，同時也劃定著身份認同的邊界，如一些身體外部特征成為能夠辨認民族身份的標識等。現代生命政治是致力于保衛生命與社會安全，其核心要旨和路徑是通過政治治理來保障共同體內部個體生命，繼而實現共同體的穩定與延續。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政府對空間和領土中生命權力的規劃和結構化存在規訓機制與安全機制，前者通過向心性來實現保護，“規訓在運作的時候劃定了一個空間，確定了一個部分，在這個空間中，其權力和權力機制充分運轉，沒有限制”，后者則是離心性的，通過加入新的要素與組織“杠桿”來實現擴展與調節，“人們總是不斷加入新的要素，加入生產、心理、行為方式以及生產者、購買者、消費者、進口商、出口商的活動方式，加入世界市場”。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來說，無疑是一種向心性空間，通過法律政策、體制機制運轉實現對共同體成員生命安全、政治平等的保障與維護。

綜上所述，通過列斐伏爾“三位一體”空間本體論及?？律畏治鲋械摹跋蛐男钥臻g”構建出“保障的—感知的—構想的—親歷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通過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本質要求、核心要素等內容來建構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的生命空間、生存空間、生產空間及生活空間（見圖1）。

（一）生命空間

生命存在是歷史發展的前提，“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傳統文明中，統治者將自身生命凌駕于個體生命之上，個體生命是被索取的對象，通過決定個體生命的權力來統治社會。進入現代文明后，“現代政治的生命權力通過規范化對生命進行規束，通過控制生命的偶然性因素（偶發事故、隨機因素及生命之諸種缺陷等）來提高生命”，以此來保障民族共同體的延續。“規訓架構起一個空間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級和功能分配的關鍵問題”，在規訓機制下，生命空間是基于向心性規訓管理的空間，是保護者。但在資本主義現代文明中，“它主要集中于（保護）市場以及圍繞市場的空間”，資本沖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存在于每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生命之中。在無邊無界的資本帝國崛起中，每道程序都被賦予金融意義，個體生命注定是為了生產、社會交往而勞動，生產、社會交往也是為了生命而勞動。

人口規模巨大與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分別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及本質要求之一，二者為人民平等發展、平等參與權利提供根本保障，建構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的生命空間。其中，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一方面反映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同時說明了人口高質量發展是影響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因素。人口是一定時間、空間范圍內具有生命的個人總和，人口發展是涉及人口總量、人口分布、人口結構、人口素質等多領域問題。而人口高質量發展是要實現“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從這一角度來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命空間表現為保障各民族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和服務空間。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離不開各民族人口貢獻，只有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保障各民族人口現代化發展，才能形成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人力資源與人口紅利。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屬性，“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梢哉f，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命空間還表現為基于中華民族歷史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形態給予個體民族身份及人民民主的民主權利空間。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與國家意志相統一的民主，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需要有效調節國家內部政治關系，能夠發展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具有生命力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社會組織及階層關系。其中，特別是要保障少數民族等特定群體之權益，只有關注到少數民族群體的需求、制定符合少數民族群體的具體性措施，才能確保共同體成員平等地分享發展成果，激發共同體潛能，推動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以此，既能夠提升少數民族等特殊群體的社會地位，也能使其在共同體發展中明確自身價值并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生存空間

如果生命是一切人類實踐的開端，那么生存是人類存在的基礎，是人類實踐的前提性過程，也是空間產生的意義之一。生存空間是生命體在其范圍內生存與發展的地理區域，國家就是為生存空間而奮斗形成的有機體?！翱臻g不是一個被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學的對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戰略性的”，說明以國土、版圖、領土為主的生存空間概念本身就是具有政治屬性的，并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實體。從這個角度來看，生存空間是國家主權行使的物質領域，包括以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形成的，為個體提供生存資源和條件以支持個體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生存空間，以及以國家行政區劃為基礎形成的，為個體提供經濟活動以保障個體需求與利益的社會生存空間。

國家安全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個特征，以上共同構成了提升個體更高質量生存的前提，建構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的生存空間。首先，這一空間表現為依托中華民族賴以存續發展的自然生存空間，即通過合理利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符號來處理國土空間內人、社會、自然三者的關系，維護國土安全與生態安全屏障。包括以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海洋權益及邊境不受侵犯或免受威脅的國土安全，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發展空間，也包括共同體所強調的共生理念之人與人的共生和人與自然的共生；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基礎上，實現對盲目追求工業至上傳統現代化的超越，并契合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長遠規劃。其次，表現為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生存空間。即依靠民族、區域優勢，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統籌各生產力要素，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賦予宏觀調控、城鄉融合、對外開放等區域實踐，以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意義，來調節個體社會生存空間的經濟秩序、發展差異，以及市場規模等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然生存空間為社會生存空間提供資源條件、生態保障及符號載體，而社會生存空間在利用自然生存空間的基礎上，保護、建設、優化自然生存空間，兩者相互關聯并相互作用。

（三）生產空間

生產是滿足個體生存需要基礎上為尋求自由且全面發展而進行的活動?！霸谡軐W上，馬克思提出了‘全面生產’的理論，即把人類的全部活動，乃至整個社會的延伸都理解為生產的過程和結果”，個體通過生產活動來體現個體的社會性存在，由此來定義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的關系。空間作為社會生產的產物，其目的是獲得物質資料與精神資料的雙重滿足，以此促進個體發展。

生產空間是個體在一定生產關系下生產物質、精神資料過程的場所，是包含生產關系、生產資料與生產過程的空間。生產包含物質資料生產、人自身的生產與精神生產。其中，精神生產空間一方面呈現出涉及“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的精神生產或意識生產的空間，另一方面是精神具有象征性意義的客觀呈現方式，即能夠利用相關知識與符號資源來改造并賦予空間意義的場域。

發揚文化主體性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重要基礎，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二者一起構成現代化精神生產的時代要求，共同形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的生產空間的特征，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創造中華文化新氣象，從而賦予中華文明現代力量。一是要堅持文化自立意識，以發揚文化主體性維護文化安全。防止過度或惡意文化挪用及外來文化侵蝕，確保中華文化的連續性。二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意識，以發揚文化主體性增強文化認同。在提高文化素養、發展文化產業、優化文化服務中增進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確保中華文化的統一性與包容性。三是要堅持文化自強意識，以發揚文化主體性促進文化創新。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中，結合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不斷推陳出新，確保中華文化的創新性與和平性。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守文化立場，就是要以“兩個結合”發揮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以“兼收并蓄”發揮中華文化的民族價值，講好促進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符合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要求的中國故事。文明標識是賦予空間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再生產”的象征性資源集合，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霍巍立足考古學認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是指通過一系列具有標識性的文化符號、歷史遺跡以及傳統習俗等”來彰顯中華文明及其現代力量。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相較之前提出的“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來說，增加了精神文化與（物質性）空間的互動性及空間在歷史記憶中的持續性。巫鴻認為紀念碑性是指“紀念碑的紀念功能及其持續……只有一座具備明確‘紀念性’的紀念碑才是一座有內容和功能的紀念碑……‘紀念碑性’的具體內涵決定了紀念碑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意義”。無論是社會文化抑或自然的產物，只有能夠承載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意義，這些產物、空間才是兼具內容、形式與功能的中華文化“紀念碑”。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給予相應空間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意義，使各族人民置身空間就能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與兼收并蓄，以此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四）生活空間

生活是滿足個體自身各類需要之社會生產活動的總和，是個體作為生命生存與生產的最終目的?？臻g為生活劃定界限，是承載生活的容器。這種承載不僅體現在區域層面，更多的是指個體在生活中的親身經歷與社會關系。這種生活空間是指個體之間、群體之中進行溝通交往的存在形式，是具有內生性，基于社會互動與情感聯結的社會空間形態。首先，是指個體通過生活中各種活動來感知的空間，但這個空間并非指現成的空間，而是馬克思實踐觀中提及的能夠被現實地建構的親歷空間。個體能夠通過自身意識、情感來設計、改造、創造空間等獲得更美好的生活感受。其次，是指個體與個體在生活中所形成的關系空間。“如果在某種空間邊界之內的人彼此孤立地生活，那么每個人只用他們的物質和活動來充滿自己的空間，而這個空間和相鄰的空間之間是未被充滿的空間”。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空間可能會表現為“向物”的偏離，異化勞動會導致生產空間擠占個體生活的空間，空間內部人口密度提高和加劇個體分化使個體間缺少信任關系淡漠。

社會文明進步與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二者構成了人民實現美好生活的社會基礎，形成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活空間。首先，表現為各族人民親身參與教育、藝術、娛樂等社會交往活動來推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親歷空間。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通過親身參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踐，并通過其感受來加深空間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聯結。無論是崇高的價值取向或是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都需要通過親歷體驗才能真正“到達”，只有真正進入交往交流交融實踐，才能深入了解各民族間的關系聯結并發展為更為真摯、親密的情感意識與民族關系。

其次，表現為在親身經歷與體驗基礎上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空間。在西方價值體系中“現代化的人”是“自我”的現代化，強調人作為單個個體的自然性，“天賦人權”無視了在經濟與階級關系層面的失序與剝削，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之下，個體對利潤的狂熱追逐推動著現代化進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自發分工的狀態下，人的價值空間被物欲不斷擠壓，這種“個性”力量給予個體財富自由的同時又限制著個體全面發展，“它要求社會同時既做自己的搖籃又做自己的命運終點”。然而，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民族與民族，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不應是單純以經濟行動所決定的，是要發展社會空間內多維度的關系互動。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空間是建立在交往交流交融親歷空間基礎之上，通過親歷空間內所產生的共同記憶、共同意識、共同情感來作用于關系空間。

四、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空間形塑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可以看作是將現實空間轉化為理想空間的形塑過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間形塑是要統籌中華民族生命、生存、生產、生活空間，以實現廣泛化、集約化、活態化、可持續化的空間塑造，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提供人心凝聚、復合發展、精神承載、融合互通的空間支撐。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空間形塑是要實現以人民至上推進民族復興征程，以統籌兼顧聚焦共同富裕中軸，以文化生產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以開放包容縱深民族交融格局。

（一）以人民至上推進民族復興征程

堅持人民至上是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團結凝聚力量，畫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大同心圓的關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命空間形塑是要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來賦予生命空間以有效保證人民共享更加廣泛、真實的權利，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首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這是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命空間人口層面的形塑。是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優化人口空間布局，“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第一，從人口總量及人口分布來看，要立足民族通婚、生育、就業等領域，協調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民族人口總量充裕、分布合理發展。空間壓縮進一步推進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直接導致民族通婚現象的增多，弱化了部分少數民族傳統婚育家庭觀念對生育的影響。在此基礎上，要通過一系列措施來增強各民族生育信心，優化民族地區產業結構及各民族人口空間分布。特別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以人為本，重視共同體成員個人意愿選擇。只有不斷重視個人選擇順應人口空間變化的趨勢，才更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共識。第二，從人口結構及人口素質來看，要立足醫療、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協調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民族人口質量優良、結構優化發展。楊菊華認為，現階段從區域來看，各民族人口現代化進程具有較大差別，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生育率與死亡率都較高，預期壽命短，但人口增速較快，尚未從傳統人口發展模式向現代人口發展模式轉變。因此，要通過提升民族地區教育、養老、醫療水平改善少數民族人口素質，以應對民族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帶來的潛在風險。

其次，《決定》提出要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這是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命空間民主層面的形塑。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徹落實到治國理政過程中，保證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共享現代化成果。一是要保障各族人民群眾在生存、生產、生活的各場域空間都能夠共享民主權利、參與民主生活。合理利用現代空間的“流動性”特征，發揮新時代“楓橋經驗”，以“流動空間”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譬如“新疆阿勒泰地區福?？h法院，有一個流動法庭，氈房里、牧場中、車上、馬背上，都有法官的身影”。流動性法治空間實現了在各族人民生產、生活空間中參與法治的效果，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相互促進。二是要保障各族人民民主權利不會因地域變化而受到局限或削減，從制度層面保障流動人口民主權利，從技術層面擴寬并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網絡空間。

（二）以統籌兼顧聚焦共同富裕

統籌國家發展與安全、區域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兼顧宏觀戰略與具體規劃，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存空間形塑是統籌兼顧、“賦予所有改革發展以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從而實現國家安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自然生存空間層面。一是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進人民的國家版圖意識。一方面，通過扶持經濟發展、提升邊民生活質量、保護優秀民族文化傳承、增強邊民宣傳教育等措施實現邊固疆穩、邊強民富、邊安業興。另一方面，增強各族人民規范、正確使用地圖的能力。地圖具有嚴肅的政治性、嚴密的科學性及嚴格的法定性，使用規范正確的地圖、擁有國家版圖意識是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與對外交往中應有的基本行為。二是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生態保護、助力產業生態化。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化解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樹立人與人、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意識。同時提升民族地區生態質量和穩定性，提高民族地區資源利用效率，推動資源型企業升級轉型，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以此保護中華民族生態共同體。三是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生態產品、賦能生態產業化。自2007年，開始設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起，在民族地區設立了熱貢文化、羌族文化等多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接近設立總數的二分之一。在此基礎上開發旅游、休閑、養老、療養等生態產品，以此擴大生態補償產品范圍，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新路徑，利用生態產業化賦能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領域。

在社會生存空間層面。第一，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貫穿區域協同各項機制，打破市場封閉，促進區域一體化建設。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納入共同發展理念核心，在追求區域經濟發展利益的同時，堅持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以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統領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機制。完善飛地經濟利益共享機制，擴大飛地經濟在民族地區的試點范圍，通過跨區域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與經濟發展，以此來避免布局分散與同質化競爭。通過互助性經濟模式，達到“1+1>2”的效果，打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新空間，并以此深化民族團結，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雙贏。第二，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城鄉融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增加市民化資金投入，以中央財政支持為主，同時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加民間投入，發揮籌資、公益力量參與辦學等基礎性社會服務，有效解決外來人口子女上學等基礎性民生問題，以此帶動投資與消費，促進城鄉融合。

（三）以文化生產建設共有精神家園

文化生產是保持并發揚中華文化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精神支撐與價值凝聚的關鍵方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產空間形塑是要以文化生產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建構并利用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來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首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構建中國話語敘事體系，推進重構國際傳播格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產空間的時代化形塑。一是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發掘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的共性要素，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供資源，以實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生產。譬如，新疆、青海、西藏地區推出的“弘揚昆侖文化的時代價值”活動，昆侖與黃河、長江一樣同是各民族共享的空間文化符號，要利用探源工程解讀昆侖文化，并加以發展，使其發揮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完善中華文化傳承體系與培育體系。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培育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審美能力及中華文化自信，以此幫助其形成科學健康、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現代化建設的價值取向、文化創造及消費方式。

其次，探索富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產業，將文化與空間有效融合，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再生產空間的活態化形塑。正確把握文化產業的商品一般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之間的關系，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第一，對于自然場所而言，要在理解自然力量（自然所給予的物質資源與意象資源）、從自然變遷過程中抽取出系統性秩序或規律這種秩序可以是基于地形方位、氣候特征、光線折射、體積大小等基礎上形成與理解，如各民族、各地區民居形制的差異是源于人對自然變遷規律的把握，如北方哈薩克族的氈房，西南地區苗、侗等族的吊腳樓等。的基礎上，保護、利用并開發蘊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然遺產。通過修復重建自然生態使之具有穿越時空的時代價值，傳承和弘揚具有民族特色與文化價值的自然場所精神，如黃河文化、三峽文化、絲路文化、節氣文化等。在此基礎上，通過整理歷史記憶中關于自然場所的精神表達，以此尋找印證中華民族相互交融、多元一體的證據與要素。第二，對于文化遺址而言，要在保護的基礎上，加以建設與發展。推動歷史人物、事件、精神與文化遺址的有機結合，發掘文化遺址內中華民族集體歷史記憶與文物建筑，并將其合理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知識系統與文化符號，使其重煥時代活力。第三，對于現代場所而言，“使用混凝土、鋼鐵、玻璃等世界范圍內都隨處可得的材料大量建造模塊化的建筑，這正是現代主義建筑的本質”。單純地仿古、僵化地民族化建筑反而會造成同質化與空間資源浪費，應在場所中重視現代政治符號的象征性意義，如標語、歌曲等。其中，標語作為一種傳播形式和表象在空間中的呈現樣態，能夠體現強烈的時代訴求與空間意義，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空間實踐中的重要介質之一。其相關內容的標語出現在合適的空間不僅能夠合理傳達國家意志與政策等，同時會引發空間中個體的文化依戀，以此產生其與場所精神結合的場景通感。譬如，當個體看到出現在邊境口岸的相關標語時，會產生出一種“回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與此同時，利用藝術、科技等手段賦能現代場所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呈現，如在公共場所投放相關公益廣告、相關藝術制品，從視覺、精神層面多維度強化個體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場所的體驗交互，以擴大內化效果。

（四）以開放包容縱深民族交融格局

開放包容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至今的重要元素，既包含著多元一體、相互融合的同一性，也容納著平等團結、和而不同的多樣性，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基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空間形塑是要以開放包容的社會態度主動參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從親歷空間的功能化塑造來看，要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親歷空間功能化有機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本質所強調的“人的現代化”，是在自然性的基礎上規避單向度的“自我”，注重人的社會性，即在共同體、社會關系中理解人的本質。在生活空間中，“只有當他對他所屬的有組織的社會群體所參加的有組織的、合作性社會活動或活動系列采取該群體所持的態度，他才實際發展出一個完全的自我即獲得他所發展的完全的自我的品質”。當個體泛化地理解并扮演“大眾的”角色時，即個體內化共同體之基本規則，并成為共同體的一員。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親歷空間來說，一是要引導學校、博物館、政府辦公樓等日常生活中功能場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產，利用象征符號，如語言、圖片、話語等在空間中的意識形態傳遞作用，使個體置身空間中便能與其中場所精神的特性相互認同。二是要為個體提供、搭建能夠獲取共同體成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親身經驗的途徑與平臺空間。宏大敘事不足以撐起個體對于進一步促進交往交流交融的動機，要嘗試從具體化、日常化議題入手。例如某社交平臺一位名為“旺仔有內涵”的博主拍攝的“與五十六個民族同胞合影”系列，全網收獲千萬播放，增進了民族間的文化認知與交流。三是通過構建與完善“空間—儀式活動”的互動機制，賦予相關儀式活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意義。譬如在內蒙古舉辦的那達慕大會，第三十四屆草原那達慕共有6000多人報名參賽，吸引觀眾10萬余人，網絡直播人數達到3萬余人，尤其是搏克場吸引眾多關注。有觀眾表示近10年都會為參加那達慕返回家鄉，“這就是我心中的鄉愁”，要在親歷空間中加深個體承擔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角色的自我責任感，并在參與過程中增進個體間的交往交流，以促進相互包容理解與團結共生，共同推進縱深的民族交融格局。

從關系空間的可持續化形塑來看，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同心圓”式身份認同，在親歷空間中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是要形成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F代社會發展決定個體在有意無意間承擔、被賦予多種社會角色，自然而然會產生多元認同，這是由多重身份認同與角色所決定的。針對這一現象，要防止由于身份認同的泛化與濫用而造成的群體對立風險，以及簡單地將社會問題歸結于身份差異，意圖機械地用身份因素來“標簽化”問題。因此，需要形成以多元一體意識調節孤立單一化的認同取向，以相互尊重與團結統一意識緩解過度身份標簽化的差異分離，形成具有韌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多元認同并不意味著無限發展、蔓延的差異，而是要在一個特定標準基礎上劃定一個忠誠與歸屬的同心圓。2024年“人民衛士”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哈薩克族巴依卡·凱力迪別克，秉持著“巡邏是國家的事情，也是牧民的責任。沒有國家的界碑，哪里有我們的牛羊？”的戍邊精神、民族精神。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同心圓”式身份認同，要守住圓心，堅定最本質、最根本的“五個認同”，建立有序且穩定的身份認同框架，避免在關系空間的自我認同焦慮。

五、結語

現代化社會是一個所有元素都會在其中結合、增殖、進化的復雜的多輪廓空間。面對這樣的現代化空間，“我們所尋求建立的認同本質上是實用的；它們依賴于經濟的基礎，并且僅為促使和增進物質利益而尋求政治的表達。我們的文化至少在大眾層面也是嚴重地被商業的考慮所影響并且鮮有神圣、先驗的空間可言”。個體主觀理性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追逐資本與個體利益的道路上一路狂飆，面臨著與國家共同體意識的分裂風險，不僅會導致個體產生自我認同危機，并且會通過民族、文化之間的沖突導致人與自然的生態危機等多領域的風險。如何將個體理性、族群認同、共同體意識合理地納入一個具有張力的框架之中，是當今現代多民族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

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表現為在現代化空間中的實踐活動，也構建出了具有主體性與行動力的空間體系?？臻g化探討的意圖是通過空間來解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經驗，并為其未來實踐發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然而，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的不斷推進，面對現實空間中的不平等問題，人們不斷追求著更公允的空間分配、發掘著未知空間、尋求著空間內部合理規劃等手段，進行改造、創造、平衡空間。這已然使空間被賦予了社會性與實踐性，可惜的是，“空間似乎僅僅是一種外在于社會的背景，而社會行動的特征以及分布只不過是對空間形態的適應或者利用”。要認識空間或許需要將其置于各種實踐活動之中，不同的實踐會創造和使用不同的空間，只有這樣才能明晰實踐活動是如何解決空間中所存在的問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空間的思考對這一理想圖景建構具有一定貢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被認為是在統一共識下，改善空間與社會群體的差異、空間與政治權利的關系、使空間具有既容納符號象征又生產精神認同的張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實踐空間理論創新提供了具體形態，能夠將空間的開放性、社會性與政治性相勾連，又貫穿于個體身體空間與親歷空間，為未來空間理論建構給予具象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