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必然要求。這一重大命題，規定了宗教傳承的方向與邊界，揭示了黨的宗教工作與國家性質、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

從共性規律看，宗教與其所處國家、社會相適應，是宗教存續與演進的普遍法則。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既有精神信仰維度，也深嵌于具體的制度環境、價值體系與文化傳統之中。任何一種宗教要實現健康傳承，必須在本土政治制度、主流價值、社會秩序與法律規則之內找到“安身立命”之道。這是跨文明、跨時代的普遍經驗。

從全球視角看，國家處理宗教關系的主線，是構建以價值認同和法治秩序為基礎的良性機制，旨在將宗教轉化為增進公共利益的建設性力量。如，在歐洲中世紀后期至近代早期，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基督教逐步與國家建構相適應。宗教改革既反映了社會政治力量的重組，也推動了政教關系的重塑，宗教從凌駕國家逐步回歸社會與國家秩序之內，形成了政教互動、相互制衡又彼此依存的新格局。伊斯蘭文明中，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對教法和宗教實踐作出不同調整，以實現社會穩定和宗教秩序的統一。在現代社會，宗教治理方式普遍走向法治化管理，通過制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規范宗教行為，實現宗教與國家制度和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

就中國歷史而言，外來宗教走向本土化，最終都必須深層融入中華文明。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原后，圍繞僧俗關系與政教邊界展開持續的本土化闡釋：從東晉時期慧遠提出“沙門不敬王者”主張到隋唐時期佛教律學的發展，與度牒、僧籍、戒壇等制度相配合，逐步形成了國家依法規范管理、僧團依戒自律的宗教治理格局；再到佛教“報四重恩”思想廣泛傳播，把愛國、孝親、濟世等倫理融入佛教修行實踐。中國佛教在長期發展中，不斷適應國家制度和中華文化，逐步形成了既出世又入世、與社會相協調的發展道路。明清時期，中國穆斯林學者發展出“以儒詮經”的傳統，用儒家語言解釋伊斯蘭教教義。明末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則主張尊重儒家禮儀，以適應中國文化的方式傳播天主教。這些努力都體現了外來宗教在中國積極探索與本土文化和諧共處的發展路徑。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化”是外來宗教健康傳承的必由之路。

從個性特征看，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與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國宗教必須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根本保證就在于堅持黨對宗教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要在黨的領導下，健全宗教工作體制機制，推動構建黨委領導、政府管理、社會協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務治理格局。要把黨的領導貫穿宗教工作全過程，壓實各級黨委主體責任，強化體制規范建設與基層基礎工作，形成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強大合力。在價值層面，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最大公約數，使廣大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在共同價值上同向同行；在文化層面，要植根中華五千年文明，推動我國宗教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增強中華文化認同感；在法治層面，要完善相關法規和政策，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推動嚴格執法，切實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要特別重視價值引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牢固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不斷增進“五個認同”，自覺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價值引領必然伴隨文化融通。只有扎根中華大地、浸潤中華文化，宗教才能健康傳承、行穩致遠。

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宗教界主動作為、自我變革至關重要。要充分激發宗教界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支持宗教界在教義教規、管理制度、禮儀習俗、行為規范等方面體現中國特色、適應時代要求，提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水平，增強內生“免疫力”。宗教界應主動作為、自我變革，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

強調“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為了從根本上明確新時代黨的宗教工作的政治方向和制度基礎。在這一性質定位下，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既是我國宗教健康傳承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只有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才能促進宗教和順、民族和睦、社會和諧、國家長治久安，為中國式現代化凝心聚力。

【來源：統戰新語，作者蒲長春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統一戰線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