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斯坦對清代邊疆治理中“因俗而治”與“中央集權”的辯證關系缺乏基本理解，將其歪曲為“象征性管轄”。事實上，代表中央政府的駐藏大臣掌握駐藏軍隊指揮權、對外交往審批權和活佛認定監(jiān)督權，這些實權遠非所謂“宗教聯(lián)系”所能涵蓋。

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是美國藏學與人類學領域的代表性學者，擅長以多國外交檔案研究西藏地方史，但其著述深植西方價值觀，很多觀點與榮赫鵬（Francis Edwards Younghusband）、查爾斯·貝爾（Charles A. Bell）、夏格巴·旺秋德丹（Zhwa sgab pa dBang phyug bde ldan）等分裂分子的論調暗合，需充分警惕。

否認清代以前中央政府在藏主權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起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轄。在長期交往交流過程中，西藏地方同中原地區(qū)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對此，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指出：有檔案資料顯示，事實上藏漢之間的聯(lián)系和最終成為統(tǒng)一的國家始于很久以前，而行政上的統(tǒng)一甚至比蘇格蘭加入英國還要早，“比美國、現(xiàn)代意大利和德國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的時間還要早好幾個世紀”。

與愛潑斯坦的客觀認知截然相反，戈爾斯坦全盤否認清代以前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行政管轄，將隸屬關系歪曲為“施主—福田”（喇嘛提供宗教服務，可汗護持寺院利益）的宗教聯(lián)系，公然附和西藏地方反動分裂勢力及其西方支持者的謬論。

戈爾斯坦梳理唐朝以來所謂“漢藏關系”時，認為“西藏同中國的政治接觸始于公元7世紀”，同時認為“在帝國時期，西藏絕不從屬于中國”。實際上，吐蕃王朝只是古代中國地方政權，而且西藏地方與中原王朝的政治接觸遠遠早于7世紀。如青藏高原西部的象雄政權（漢文史籍稱為“羊同”）與中原王朝的政治聯(lián)系可追溯至漢晉時期。2012年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漢晉時期“王侯”鳥獸紋織錦，四川大學霍巍教授指出，該織錦具備漢代官營作坊產品的典型特征，或源自中原皇室對邊疆首領的賞賜。

不同于對唐宋時期漢藏關系的簡略論述，戈爾斯坦對蒙古人與西藏地方的關系著墨較多。他基于1247年闊端與薩迦班智達的會晤，強調雙方形成“施主—福田”宗教關系，并認為此模式被元朝繼承。然而，這一觀點嚴重歪曲歷史——元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管轄與被管轄，本質是主權關系，而非單純的宗教“施主—福田”關系。忽必烈設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推行戶口清查、驛站體系及駐軍制度，遠超宗教互助范疇。

此外，戈爾斯坦對明朝與西藏關系的論述同樣簡略，甚至聲稱“明朝皇帝對該地區(qū)未施加任何行政權力”，將明廷對西藏活佛的冊封，曲解為“對政治現(xiàn)實的承認”。明廷建立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統(tǒng)轄衛(wèi)藏，實施“多封眾建”以分權制衡，活佛冊封（如大寶法王）需明廷認證，且敕諭、賞賜制度體現(xiàn)中央權威，絕非被動追認。

從戈爾斯坦的相關論述中，看不到他對從唐至明中央政權對西藏地方管轄的認可，充分說明他對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模式及實踐缺乏基本客觀認知。

曲解晚清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

19世紀初，清朝步入衰弱期，西方列強通過慫恿外部勢力等方式在邊疆地區(qū)制造危機，意圖肢解中國。19世紀中葉，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殖民勢力開始以武力打開中國大門。英國殖民者對西藏的侵略，遭遇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人民的抵抗，充分說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事實。然而對于晚清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隸屬關系，榮赫鵬等西方殖民者曾多次詆毀，稱“中國之統(tǒng)治西藏，僅擁虛名”，“中國當局過問藏事之權力，殊無異徒擁虛名”。

戈爾斯坦完全承襲這一謬論，認為晚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權“有名無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中，他聲稱“到19世紀中葉，或更早一點，清王朝的影響已經很小了”，1841年“西藏—多格拉戰(zhàn)爭”、1857年“西藏—尼泊爾戰(zhàn)爭”、1862—1865年“瞻對戰(zhàn)爭”及1903—1904年“英國侵藏戰(zhàn)爭”與訂約活動中，“都沒有得到中國的援助”。他援引夏格巴的說法稱，1862年夏扎和甘丹寺僧人強迫熱振交出西藏攝政王權力時，“也沒有受到（清朝）皇帝的干預”，并沿襲查爾斯·貝爾的觀點，將清中央政府對十三世達賴選定過程中免于掣簽，當作清王朝在藏統(tǒng)治力度衰弱的依據，最終得出“中國的君主權力已經有名無實”的結論。

戈爾斯坦關于19世紀清政府對藏管轄能力的論述，刻意忽略這一時期清廷在邊疆治理中采取的一系列實際舉措。19世紀20年代，清廷平定張格爾叛亂，進一步鞏固對新疆的管轄；至19世紀中后期，隨著新疆省的設立及與沙俄等國一系列邊界條約的簽訂，中國西北疆域最終定型。這些事件與西藏治理直接聯(lián)動，清廷同時強化駐藏大臣職權，授權其稽查邊境、監(jiān)督噶廈地方政府對外交往。在此期間，金瓶掣簽制度仍嚴格運行：十一世達賴、十二世達賴均由駐藏大臣主持掣簽認定，道光、咸豐兩朝直至清末，持續(xù)派遣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會同達賴喇嘛管理西藏地方事務，行使稽查賦稅、任免高級僧俗官員、指揮地方軍隊、處理涉外事務等權力。

戈爾斯坦對清代邊疆治理中“因俗而治”與“中央集權”的辯證關系缺乏基本理解，將其歪曲為“象征性管轄”。事實上，代表中央政府的駐藏大臣掌握駐藏軍隊指揮權、對外交往審批權和活佛認定監(jiān)督權，這些實權遠非所謂“宗教聯(lián)系”所能涵蓋。

駐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駐西藏、代表朝廷行使主權的最高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對西藏實施有效管轄的重要標志。圖為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桑吉東知/供圖

鼓吹所謂“民國時期西藏事實獨立”論

邊疆危機及西藏地方瀕臨被分裂的險境，促使清廷通過推行“新政”（如1906年張蔭棠查辦藏事、1909年聯(lián)豫改革）強化對西藏地方的管轄。盡管這些嘗試因1912年清朝滅亡而中斷，但中國對西藏地方的主權始終延續(xù)——民國政府成立次日即頒布《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宣告“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并持續(xù)行使主權：1912年恢復十三世達賴封號，1929年設蒙藏委員會管轄蒙藏事務，1934年黃慕松以“致祭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專使”身份入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設立中央駐藏辦事處。

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始終致力于加強與西藏地方的聯(lián)系，西藏愛國人士也以心向中央的實際行動推動這一進程。但某些西方學者對此極力否定，或無視民國歷屆政府拒絕英俄分裂西藏的外交照會，虛構“西藏獨立”敘事；或將中央因時調整的治理策略（如暫時不駐軍）曲解為保留“宗主權”，刻意混淆主權概念。

戈爾斯坦并未如其宣稱的那般“客觀公正”。在《喇嘛王國的覆滅》等著作中，他極力鼓吹“民國時期西藏事實獨立”：1912年后，西藏通過策略性表態(tài)維持“事實獨立”，聲稱“自1912年以來，西藏時而聲稱‘獨立’，時而愿以保留內部制度、要求民國放棄對康區(qū)和安多地區(qū)等藏族聚居區(qū)支配權為條件，接受作為中華民國一部分的下屬地位”；對西藏而言，首要問題是“解決東部邊界爭端”，避免“入侵”、維系“事實獨立”。這些錯誤觀點貫穿其后續(xù)多部西藏史著作。

解放戰(zhàn)爭后期，中國共產黨開始籌劃解放西藏。1950年1月，中共中央順應西藏人民的解放訴求，正式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戰(zhàn)略決策，1951年5月《十七條協(xié)議》簽訂，西藏和平解放得以實現(xiàn)。然而，西藏地方分裂勢力及其西方支持者長期抹黑這一歷史進程，將人民解放軍進軍、解放西藏污蔑為“非法占領”，戈爾斯坦的西藏史著作也多次使用“占領”（occupy）、“入侵”（invade）等詞匯附和這一謬論。

對于《十七條協(xié)議》的簽訂，戈爾斯坦稱：“如果把‘中國人’看成是‘占領軍’，那么司曹表現(xiàn)出來的憤怒和敵意也許并不令人驚訝”，而他們本來就是“占領軍”。1951年，“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喇嘛王國’已經衰亡。”他還認為，“在該協(xié)議中，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勉強接受了中國的主權”。這一說法與其“民國時期西藏事實獨立”的觀點一脈相承，本質上是對歷史的歪曲。

國際藏學是一個復雜的學術領域，對于中國學者來說，與之進行學術交流，首要的問題是辨明政治立場。雖然戈爾斯坦揭露了西藏封建農奴制的壓迫性，也認為英印非法侵占藏南，但是對歷代中國中央政府治藏舉措的選擇性無視，否認西藏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正體現(xiàn)了這種復雜性。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5期，作者柳歡、徐海霞單位：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