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西藏社會轉型發展的重要標志，在西藏近現代發展史上有著重要轉折點意蘊。梳理西藏自治區“由無到有”的發展脈絡可知，自治區的成立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一方面擁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厚實的民心基礎和堅強的政治保證等必然條件。另一方面，具有廢除了農奴主所有，確立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結束了“三面四方”格局，完成了政治集中統一；摒棄了教育“上層專享”，開啟了人民共享教育；消解了內部矛盾對抗，構建了新型民族關系；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翻開了人權文明新頁，續寫了中國治理范本等重要意義。回溯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歷史邏輯，能夠找到用好“兩個結合”的法寶、守住民族團結的生命線、堅定國家統一的政治原則、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使命、夯實黨的領導的根本制度等西藏工作的經驗啟示。

【關鍵詞】西藏自治區；歷史必然；重要意義；經驗啟示

【作者簡介】巴桑次仁，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區行政學院）副校（院）長、副教授；李華興，西藏農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西藏發展論壇》2025年第五期。原文編發時略有刪節調整，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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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學界對西藏自治區成立的前階——西藏民主改革的關注很多，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對西藏自治區成立的必然、意義及啟示的論述則相對稀少，僅散見于部分論著之中。值此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之際，基于1951年—1965年西藏社會歷史變遷背景，回溯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歷史邏輯，探究其中的歷史必然和重要意義，對做好當代西藏工作具有重要的鏡鑒價值。

一、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歷史必然

恩格斯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西藏自治區的成立絕非是歷史發展的偶然，而是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有著充分的法理地位、厚實的民心基礎和堅強的政治保證。

（一）“共同綱領”“十七條協議”“五二綱要”和“五四憲法”賦予了充分的法理依據

從民族地區實際出發成立自治區（州或縣）是黨真誠幫助少數民族實現解放和發展，依法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權利的實踐舉措。毛澤東指出，“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一方面，成立西藏自治區既是我國制度優勢的體現，也是國家主權分內之事。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協議”）順利簽訂，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考慮到西藏特殊的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協議”既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又強調“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既體現了中央人民政府尊重西藏區情實際，恪守、執行“協議”的誠意，又凸顯了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全國、行使主權職能的絕對權威。另一方面，成立自治區是西藏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權的“法定要求”。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第六章第五十一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1952年2月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五二綱要”），第二章第四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依據當地民族關系，經濟發展條件，并參酌歷史情況，得分別建立下列各種自治區”；1954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五四憲法”）第一章第三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可見，成立西藏自治區是“共同綱領”“五二綱要”和“五四憲法”賦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共同的法定責任，也是其享有的法理地位。

（二）民主改革創造了厚實的民心基礎

民主改革是西藏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掃除了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為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創造了厚實的民心條件。由于地域廣闊、經濟形態多樣、歷史因素錯綜，西藏的民主改革在農區、牧區（半農半牧區參照牧區）、寺廟、城鎮、邊境等地區因地施策、分類推進。以農區為例，整個過程總體分兩步進行。第一步，“三反雙減”（“三反雙減”即反叛亂、反烏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減租、減息）。主要內容是通過民主改革工作組運用“同吃、同住、同勞動、交心交朋友”的形式，逐漸獲得農民群眾的信任，而后通過政治宣傳和動員群眾等方式，引導農民認識到叛亂的本質是分裂祖國、傷害群眾利益，烏拉差役和人身奴役的根源在于上層統治者的封建特權，逐步啟發他們的階級意識和覺悟。第二步，分配土地。完成第一步后，廣大群眾經過“訴苦算賬”斗爭找到自己的“苦”根，漸漸意識到“農奴主的富貴是由農奴奉獻而來”，萌發出“自身創造歷史”的政治認同，進而啟發生成階級覺悟和政治意識，不斷樹立和壯大農民群眾的階級優勢和力量。最后，由貧苦農民主導建立起屬于自身的權力機關——農民協會，最大程度統籌做好土地等生產資料分配。至1960年10月，西藏全區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無地的20萬戶80萬人的農奴和奴隸分到了土地，1961年初全區頒發了土地證，確認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等等。總體上看，民主改革從經濟上消滅了生產資料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從政治上去除了封建農奴主的剝削特權，從文化上砸碎了封建農奴制文化和“業報輪回”宗教思想控制的枷鎖與桎梏，促使農牧民群眾物質上翻身、精神上覺醒，回歸“人的本質”，成為自己和新西藏的主人，期待和奮斗著民族區域自治的到來。

（三）黨的領導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沒有新西藏，黨的領導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獲得新生的根本保證。因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為加強黨對西藏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一方面，中央建立起統一領導的西藏工委。1952年3月7日，中央決定“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留藏工作，兼任工委書記，張國華為第一副書記，譚冠三、范明為第二、第三副書記”。另一方面，中央始終把西藏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從全國層面考量和處理西藏相關事務。1952年5月19日，中央明確指示西藏工委，“你們和西藏人相關的各項工作，每項均須事前報告中央，經過批準，然后執行”。同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李維漢的批語中再次強調“我黨委和軍隊一切與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都須報請中央處理，不歸西南處理”。同時，在中央領導下，西藏各地陸續建立起西藏工委分工委和宗（相當于縣）等黨組織，并初步建立起一支黨員干部隊伍。到“1955年年底，西藏全區初步建立健全了西藏地區各級的黨組織機構”，截至“1958年底，西藏全區（包括西藏公學和青海格爾木青藏公路交通運輸管理局系統）有黨員4186人、干部8967人（其中少數民族干部2767人）”。民主改革開始后，黨的領導覆蓋至西藏各方面。1959年8月，《西藏工委關于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增強黨的團結和培養藏族干部的指示》再次要求，“民主改革中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和黨的集體領導，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工作，防止任何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防止任何妨礙黨的統一領導的行為”。在黨的堅強領導下，西藏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充分發揮先鋒作用，取得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成長為西藏自治區建設的新生政治骨干。

二、西藏自治區成立的重要意義

一個歷史事件的產生，既有其客觀的歷史條件，也有其相應的歷史影響。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西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不僅實現社會制度的重構，而且推動了國家主權治理的全面確立，在世界民族事務治理和人權事業中又一次彰顯了中國智慧。

（一）廢除了農奴主所有制，確立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

1959年以前，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下，農奴主憑靠生產資料封建農奴主所有制對農奴進行敲骨吸髓式的經濟盤剝和超經濟剝削。從生產資料占有來看，“西藏約有300萬克實耕土地（每克土地約為1市畝），其中地方政府占38.9%，貴族占24%，寺院占36.8%，自耕農（主要在西藏沿邊地區）占0.3%”，總人口5%左右的農奴主，幾乎占有全西藏的土地等生產資料，而占總人口95%左右的農奴一無所有，且人身遭受各種封建奴役。不僅如此，廣大農奴承受著舊西藏政府統治下烏拉差役、苛捐雜稅和高利貸等多種經濟壓榨，導致舊西藏社會長期發展停滯、民不聊生，上演著一幕幕“人間煉獄”，一些農奴不堪經濟壓迫和差役重負，反抗無果后選擇逃亡之路。據記載“藏北三十九族尺牘宗熱代地區，1941年有60戶人家，解放前只剩下十多戶，三分之二以上的農奴逃亡了”，直到本地解放才陸續返回。經過民主改革，生產資料由封建農奴主所有變成了農民個體所有，依附于舊西藏經濟制度的各種封建特權也隨之一并廢除，廣大農奴在經濟和政治上徹底翻了身，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著西藏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為了促進農牧民個體經濟穩定發展，1961年2月16日，張經武書記在西藏春節和藏歷新年團拜會上指出，“今后五年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讓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穩定一個時期，讓農、牧民的經濟得到發展”。同年7月18日，由西藏工委辦公廳擬定的《西藏自治區自治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從法規上確認了穩定發展農牧民個體經濟體制。西藏自治區成立后，持續加大力度幫扶農牧民個體經濟穩定發展、持續提質增量，至1966年1月，“拉薩、山南、昌都、那曲、阿里等地區農業均獲得豐收，拉薩三十多萬克（相當畝）耕地的平均單產，比豐收的一九六四年增產百分之五”。

（二）結束了“三面四方”格局，完成了政治集中統一

1951至1959年是西藏和平解放時期，根據“協議”的規定，西藏地方呈現出噶廈政府、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以下簡稱“昌解”）、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以下簡稱“堪廳”）“三面林立”，加上西藏工委構成“四方共存”的政治格局，這四個組織互不隸屬，都直屬于中央，形成“三面四方”態勢。在這種局勢下，各方勢力掣肘交織，導致黨的許多利國惠民政策無法落地實施。為促進“四方”的團結和聯合，經過中央統戰部門的居中協調，1955年3月9日，國務院通過《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1956年4月20日，國務院通過任命了“籌委會”全體委員名單，4月22日“籌委會”宣告成立，5月1日通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組織簡則》，指出“籌委會”是“統一協商的帶政權性質的機構，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三方面除接受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領導進行各項工作外，其它有關行政事宜，仍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它們又必須接受國務院的直接領導”，6月30日“籌委會”所屬14個廳、委、處全部建立。這樣，西藏地方就形成了既有統一領導、又有獨立并存的政治局面。然而，在西藏上層反動勢力的阻撓和破壞下，“籌委會”始終未能實際發揮職能作用。民主改革開始后，國務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決定由“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為更好統籌西藏人、事、財等事項，1959年4月20日國務院撤銷了“昌解”，1961年4月29日“籌委會”批準結束“堪廳”“籌委會”成為中央領導下的統一行使職權的西藏地方政府。伴隨著民主改革的勝利推進，有條件的區域陸續展開民主建政工作。1960年4月，“籌委會”根據國務院《關于西藏地區市縣行政區劃分的決定》，將西藏原有的83個宗和64個相當于宗的獨立豁卡，合并劃分為“拉薩市人民政府和昌都、江孜、日喀則、塔工、黑河、阿里等7個專員公署及72個縣人民政府全部建立起來，并建立了283個區和1009個鄉人民政府”。在此基礎上，通過民主普選，到1965年7、8月份，全區的鄉、縣選舉工作基本完成，使西藏人民開先河地行使了當家作主權利，鞏固和強化了人民民主專政。1965年8月30日“籌委會”舉行最后一次常委會議，9月9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不僅意味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落地實現，而且標志著國家主權治理西藏的完全確立和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人民民主新西藏的誕生。

（三）摒棄了教育“上層專享”，開啟了人民共享教育

1951年以前，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的學校，更沒有現代教育事業。西藏的傳統教育比較落后，普及面很小，“教育形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寺院教育；第二種是官辦教育；第三種是私塾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寺院教育”。寺院教育長期占據著西藏教育的主導地位，招生對象是少數僧侶，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得不到學習的機會；官辦教育是由舊西藏政府和“堪廳”舉辦的僧俗官員學校，招生對象為僧侶、貴族和俗官子弟；私塾教育主要分布在城鎮，農牧區幾乎沒有，私塾場地十分簡陋，“教學形式相對單一，就是以聽讀、背誦為主”，“既無桌凳又無課本教材，實際上是一種極其簡陋的識字班”。由于私塾教育學費和雜費不輕，導致入學者主要是貴族和商人子弟，普通人家的孩子基本上不起學。上述三種教育形式的存在，使受教育權異化為舊西藏富貴人家的“專利”和普通人的奢望，以及統治階級通過教育壟斷加強統治的手段和普通人家貧困代際傳遞的要素。和平解放后，根據“協議”的規定“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黨適時在西藏辦起了現代教育機構。1951年至1956年，昌都小學、西藏工委教育委員會、拉薩小學和拉薩中學先后成立。為適應彼時西藏民眾懂漢語人數少的情況，拉薩小學所設置的藏文、數學、自然常識和政治課程均采用藏語文進行教學。同時，“學校根據學生的家庭情況按月給予補助，從每月7元大洋到20元大洋不等。對那些孤兒的生活和學習費用，學校全部包干”。1958年，西藏公學成立，“籌建工作開始，工委就將3000多名已經吸收參加工作的藏族青年送到內地學習。在校3000多名藏族男女學員中絕大部分都是農奴的子女，學員衣食和學習費用均由國家供給”培養和儲備了一批優秀藏族干部。隨著民主改革的進展，以“共享”理念為基礎的人民教育在西藏全面展開，“到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全區共有80所公辦小學，教職工2485名，學生66781名。有中學4所，教職工123名，學生1059名。中等師范院校1所，教職工110名，學生465名。高等學府1所，教職工703名，學生2251名”，受教育真正成為全體西藏人民依法應該享有和共同享有的民主權利。

（四）消解了內部矛盾對抗，構建了新型民族關系

歷史的看，“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蔣介石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指出了近代以來中國各民族不團結及隔閡日深的兩大根源，即國內反動勢力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而掃除國內外反動階級統治的障礙后，各民族就能達到“兄弟般的團結”，并在此團結基礎上，“各民族之間，將在各方面，將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發展和進步”。就西藏內部而言，達賴和班禪所領系統在西藏歷史上長期是團結和睦的。然而自英帝國主義于1904年侵入西藏后，不斷滲透、分化兩大系統，加緊培植親英民族分裂勢力，加之晚清政府昏聵無能、一貫采取對外諂媚、對內壓制的政策，導致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為代表的兩大系統矛盾日益激化，致使九世班禪不得不在1923年出走內地，直至1937年圓寂于青海玉樹也未能回到西藏，由此造成達賴和班禪分別為首的噶廈政府和“堪廳”兩大組織派系矛盾重重。西藏內部的不團結既是帝國主義入侵帶來的后果，也給帝國主義制造西藏內部分裂，進而挑唆、鼓噪、推動所謂的“西藏獨立”留下了可乘之機。從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目的出發，“協議”第四、五、六條明確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這就歷史性地重塑了西藏內部的團結和諧，促進了國家統一。同時，為進一步增進西藏各民族之間的互信，中央多次強調，既要旗幟鮮明地“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也要“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為西藏的繁榮發展和進步打牢政治基礎，提供團結保障和動力。自治區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西藏逐步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

（五）實現了宗教信仰自由，推動了藏傳佛教中國化

對于個人而言，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信仰這種或那種宗教，是其基本權利。但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之下，普通群眾并無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可言，“首先，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無論是否信仰宗教，都不能自己作主；其次，如果愿意出家，則能否出家取決于農奴主階層的需要；再次，舊西藏的法典保護寺廟領主利益，強迫群眾服從寺廟領主，并不得改變信仰”。不光是普通群眾，舊西藏的公職者也被禁止宗教信仰選擇，需要遵從法律和官方的規定。例如，舊西藏的《十六法典》第三條明文規定，“按照大王之令所派遣之地方官吏，要摒棄謀私之惡習，以操持公務為主，盡力效忠于歷代第悉和法王所開創的業績，其目的即為以服侍和信奉佛法為主，不改教派之冠，不改信他宗”。由此可見，宗教信仰不是舊西藏信眾可以自由選擇的個人權利，而是封建農奴主借以禁錮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行為、維系階級統治的專制工具。經過寺廟民主改革，原來的強迫為僧、強制信教選擇、宗教與政治相勾連等舊西藏制度被粉碎，代之以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9年3月22日，《中央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要求，“今后所有寺廟必須愛國守法，不得違反國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項，不得私藏槍支，不得強迫群眾當喇嘛。群眾有當喇嘛的自由，喇嘛也有還俗的自由”。9月2日，西藏工委制定的《關于三大寺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強調了“廢除各種寺廟特權，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護愛國守法的喇嘛寺廟，保護群眾自愿當喇嘛和喇嘛自愿還俗的自由，不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動，以寺養寺，民主管理寺廟”等內容。隨著民主改革的進行，根據信眾自愿的原則和宗教活動的需要，西藏工委在1963年7月25日批轉統戰部的《全區統戰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指出，“目前全區保留寺廟553座（不包括拉康），基本上滿足了僧尼宗教生活的需要”，保障和落實了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自治區成立后，1966年3月5日西藏人民委員會依據憲法，討論通過了《寺廟民主管理章程試行方案》，“對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僧尼應有的權利和義務，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以法令的形式把依憲依法治理貫徹至寺廟民主管理之中，有力推動藏傳佛教在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實際的中國化發展軌道上邁出了全新步伐。

（六）翻開了人權文明新頁，續寫了中國治理范本

奴隸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進入私有制階段的第一個階級社會形態，奴隸制對被統治階級具有主觀人身和客觀利益的雙重約束，奴隸制社會中的奴隸不僅在生產資料上一無所有進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中毫無權利可言，而且人身深度捆綁和依附于奴隸主，故奴隸制是人類發展史上的極黑暗極落后社會形態。在生產工具的更新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推動下，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奴隸制度成為了歷史的必然。至20世紀中葉左右，除我國西藏等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區域都已廢除了奴隸制，建立起與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并以新型社會制度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因此，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說奴隸不是奴隸，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既有封建社會性質又殘留著奴隸制樣態，同當時的西藏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相悖，嚴重束縛和阻礙著西藏人口、社會等方面的進步，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如前所述，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代之以人民民主的社會制度，極大地解放了西藏社會生產力，促進了西藏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進步。西藏自治區的成立，使“西藏實現從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轉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跨越，開始全面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大批翻身農奴和奴隸擔任了自治區各級政權機關的領導職務”，既宣告了封建農奴制舊西藏的歷史終結，也昭示著人民民主新西藏的歷史紀元開啟，翻開了西藏社會發展和人權進步的新頁，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乃至世界人權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大進步意義。同時，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再一次用事實證明了黨的民族政策和治藏方略的正確性，為世界其他區域民族事務治理提供了充滿中國智慧的新范本參考。

三、西藏自治區成立的經驗啟示

回溯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歷史脈絡，梳理其中的必然因素和重要意義，可以為做好當代西藏工作提供若干經驗鏡鑒和方法論啟示。

（一）用好“兩個結合”的法寶

“兩個結合”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堅持與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方法論的有機統一。一方面，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政策，審視西藏地方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基礎，并汲取歷代中央政府治藏寶貴經驗的結果。另一方面，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是我們黨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和現狀出發，在充分考量西藏多民族共聚雜居和特殊戰略位置的基礎上，成功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結果。面對新時代西藏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的新使命，需要賡續用好“兩個結合”的方法論法寶，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論述和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的工作要求，“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從西藏的具體實際出發，“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實施”，充分發揮民族區域自治優勢，推動黨中央特殊關懷、全國大力支援同西藏各族人民艱苦奮斗相融合，在統一集中的祖國大家庭中行使好“自治權利”穩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和全面發展進步。

（二）守住民族團結的生命線

民族團結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生命線，也是做好西藏工作的力量之源。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實現了西藏內部彌合裂痕達到了空前團結，進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在探索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始終恪守“協議”內容，嚴格落實和維護“協議”規定，歷史性促成達賴和班禪的會晤及噶廈政府同“堪廳”的和解，積極主動做好同舊西藏上層人士的團結統戰工作，以最大的和平誠意等待西藏社會的“主動改革”，最大限度減少和防止“西藏社會變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民主改革展開后，分類制定“和平贖買、寬大處理”等方針政策，發揮解放軍戰斗隊、工作隊作風，與農牧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交心交朋友”，獲得了他們的身心理解和鼎力支持，擴大了團結面、縮小了打擊面，相繼完成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任務，實現了農牧民群眾解放基礎上的各族人民的平等、團結和互助。西藏內部的團結壯大了中華民族愛國統一戰線的力量，有力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為新中國的發展進步創設了有利條件、提供了動力源泉。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做好新時代西藏“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離不開域內各族人民團結守望的保障和支撐，不能偏離民族團結這根生命線，既要用“三個賦予、一個有利于”（“三個賦予、一個有利于”即所有發展都要賦予民族團結進步的意義、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意義、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義，同時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標準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在共享發展成果中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實民族團結的物質根基，又要緊緊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條民族工作的主線，深入開展“四史”（“四史”即中國共產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正確的“五觀”（“五觀”即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和“三個意識”（“三個意識”即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等思想政治教育，在“富口袋”的同時“富腦袋”，牢固民族團結的思想防線。

（三）堅定國家統一的政治原則

西藏自治區從籌備到成立的歷程，實際上也是西藏社會從“并立”走向“統一”的整合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黨團結帶領西藏人民堅定國家統一的政治原則不動搖，最終取得反分裂斗爭的全面勝利，終結了西藏社會“政治并立”形態，實現西藏社會的政治集中統一，捍衛了國家主權完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西藏工作必須堅持以維護祖國統一為著眼點和著力點”，把維護國家統一作為西藏工作的首要政治責任，貫穿至西藏工作各方面各領域。促進新時代西藏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確保邊疆鞏固、國家統一和安全，一方面應主動謀劃、牢牢掌握反分裂斗爭的主動權，保障藏傳佛教依照歷史儀軌有序傳承。另一方面，嵌入國家總體安全格局，落實國家安全治理策略，依法推進政治、文化、社會、邊防等領域的綜合治理，打擊防范反華勢力同民族分裂勢力勾結制造事端、國際地緣政治危機外溢和周鄰區域沖突擴散等潛在風險，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使西藏成為可靠的國家重要安全屏障。

（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使命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我們黨成立之初就確定的初心使命，也是黨百年奮斗歷程中最鮮亮的價值底色。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準則串連著西藏自治區成立的全部歷史過程。不論是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使個體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共享、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權內容變成百萬翻身農奴觸手可及、躬身實踐的實質民主權利，還是《條例》以法規形式對上述人民民主權利的法定確認，都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執政興藏為人民的價值初衷。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在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時指出“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也正是由于我們黨真心誠意熱愛和幫助西藏人民，才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金珠瑪米”“紅太陽”的親切稱謂和衷心擁戴。立足當代黨的西藏工作實情，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須“貫徹新發展理念，聚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優化發展格局為切入點，以要素和設施建設為支撐，以制度機制為保障，統籌謀劃、分類施策、精準發力”，深入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執政興藏的奮斗目標，堅持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的理念，把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和生活方便度作為評測西藏工作得失和成效的關鍵指標，“當好人民群眾的知心人、貼心人、領路人，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努力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五）夯實黨的領導的根本制度

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黨的領導優勢是這一制度的根本優勢。由前述可知，黨的領導貫通在西藏自治區成立的全部歷程中，黨的集中統一和全面領導是西藏自治區順利成立的根本政治保證。1965年9月2日，時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在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總結了黨在西藏的十五年工作，指出“這次大會的召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艱苦奮斗，排除萬難，取得偉大勝利的集中表現。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標志著西藏的革命和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明確了黨的領導之于西藏自治區成立的決定性、根本性政治領導作用。縱觀西藏和平解放以來70余年的發展歷程，黨的領導一直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行穩致遠的定海神針，為西藏的全面發展進步把舵領航。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第十屆黨代會《報告》，指出“做好西藏工作，關鍵在黨”，以政治建設為統領，通過加強思想建設、領導班子和干部人才隊伍建設、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作風建設、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充分發揮各級黨委領導作用、廣大黨員干部示范帶頭作用、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等措施齊力并舉，把黨建設成為堪當執政興藏重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斷鞏固黨在西藏的執政地位、夯實黨在西藏的執政基礎”，為更好肩負新時代西藏工作使命任務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