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芳：以高水平開放促進邊疆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5月15日，由貴州路橋集團承建的納晴高速六枝特大橋順利合龍，為實現納（雍）晴（隆）高速全線通車的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六枝特大橋位于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中寨鄉境內，是納雍至晴隆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大橋全長2023.5米，橋面距谷底水面凈空315米。圖為順利實現合龍的納晴高速六枝特大橋。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和金保、蔣尉：多元通合 和順有序——藏傳佛教中國化在云南迪慶的實踐探索迪慶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滇、川、藏三省（區）結合部，特殊的自然地理、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使藏傳佛教在云南迪慶的影響深遠而廣泛。多年來，云南迪慶積極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藏傳佛教保持了和順有序的良好發展格局。
蒲長春：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明確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務”，再次強調要“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是新時代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大課題。
西藏“革命文物進邊疆”聯展活動開幕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和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的重要歷史節點，為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促進民族團結、加強邊疆地區思想政治引領和愛國主義教育，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邊疆長治久安，西藏自治區文物局積極對接國家文物局和相關援藏省市、精心籌備、統籌規劃，推動建立對口援藏省市與西藏文博單位的文物資源共享機制。
張錦花、達寶次仁：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60年的成就與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指明了前進方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實行60年來，社會制度實現根本變革，各族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民主權利得到保障，生產力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加強，實現了短短幾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
卓瑪措：新時代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的學術緣起、學理內涵和發展趨勢——基于2013—2023年學術期刊文獻分析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藏傳佛教傳承發展的方向與時代趨勢，業已成為佛教界與學術界等關注的焦點和研究的重要課題。近年來，圍繞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科學內涵、理論實踐、歷史進程、現實路徑等方面，為藏傳佛教中國化和做好新時代藏傳佛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和實踐借鑒。本文主要通過對2013—2023年藏傳佛教中國化研究的相關期刊文獻進行梳理和分析，并結合相應的研究成果就其主要觀點和研究特點作了概括性的歸納和總結，基于此展望未來的研究趨勢。
達瓦央金、霍巍：追尋“世界屋脊”的文化底色作為中國的西南邊疆，青藏高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青藏高原文明發展進程中，中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強大的吸引力使得生活在這里的各民族也相應地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這兩種力量形成合力，推動青藏高原文明一直向東發展，成為中華文明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史前時代、吐蕃王朝時期以及元朝以后，是古代史中最為重要的三個階段，中原文化產生的影響通過考古和歷史文獻得到充分證實。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中原文化為廣義概念，指最初以中原地區為先進代表發展起來的廣義的中原文化，也可認其為青藏高原以東、祖國內陸地區的先進文化。
仁欽扎木蘇：廣仁寺對都市藏傳佛教健康傳承的路徑探索?西安城墻西北角，靜靜地矗立著陜西省著名的藏傳佛教寺院——廣仁寺。這座由清代康熙皇帝敕建的古剎，被人們贊譽為“漢地雪蓮”。作為盛開在關中大地的民族團結之花，廣仁寺在歷史長河中始終為推動民族交融、藏傳佛教中國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著力量。進入新時代，廣仁寺更通過自身的探索實踐，為都市藏傳佛教的健康傳承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路徑。
韓玉等：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探源及其資鑒意義中華民族為何能延續數千年而不散，“大一統”思想何以源遠流長，其原因須訴諸中國獨特而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哲學基源。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進行探源，對其成因及內在邏輯進行基源性探討，形成較系統的學理闡釋，進而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汲取中華文明優秀的思想資源和價值底蘊。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哲學是復雜而多方面的，擇其要者主要表征為五個方面：仁民愛物的倫理思想，底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倫理哲學；昌達的國家思想，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國家哲學；“貞一尚一”的文化觀，涵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大一統哲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因因相襲的中華道統，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道統哲學；厚德載物的寬博精神，蘊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延續的政治兼容哲學。五個方面的政治哲學思想并列呈現，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學面向，同時緊密聯系、形成整體合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延續，亦對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資鑒意義。
郭少妮：贍軍賑民——清代西藏的倉儲制度農業為國之根本，存糧積貯既可以在戰時保障軍需，也可以在荒歉時用以賑恤人民。在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社會，“積貯”有著悠久的歷史，清代在前朝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可謂集大成之朝代。清代西藏倉儲制度萌芽于康雍時期，于乾隆末年完善且形成定制，按類型可分為軍備、商上和宗谿糧倉等。西藏囿于地理環境和交通運輸等多方面原因，與其他地區相比有建倉年代晚、存貯糧食少和軍備屬性強等特征。文章重點圍繞西藏軍備倉儲的形成歷史和發展脈絡，結合西藏其他類型倉儲，論述該制度對邊疆穩定與社會生活，即“固邊”與“賑濟”等發揮的積極作用，嘗試更深入地從歷史實踐探析倉儲制度在凝聚邊疆人民心向中央政府上所發揮的橋梁功能，以及倉儲制度對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雛形的推動作用。
青藏高原古代人群演化與考古文化譜系考古學作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學科，在揭示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國家支持的重大科研項目，“青藏高原古代人群演化和考古文化譜系研究”通過系統的考古學調查與發掘獲取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各遺址豐富的早期人類、動植物遺骸及考古文化遺存等樣本材料；綜合考古學、年代學、古環境學的研究方法，重建青藏高原萬年來考古學文化序列，探究該區域人群的技術文化與適應性生存方式的演變情況；重點通過延展與創新分子古生物學技術以獲取相關線粒體、核基因組數據，探究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萬年來不同時間和區域人群的遺傳特點、遷徙模式、演變過程及高原適應性基因的演化特點。
吳曉杰：康熙《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對西藏的認知與話語西藏包括衛、藏、阿里及康區部分地區。康熙末年清軍“驅準保藏”后不久，康熙皇帝從地理水源、佛教意象、《禹貢》知識和史傳記載等角度入手，全面論證了西藏與中原在地理、歷史方面的聯系，此即《御制論地理水源文》。康熙皇帝借助《禹貢》地理知識系統和佛教傳說，視衛、藏、康為上古三危之地，納入九州，豐富了西藏作為中國整體疆域一部分的認知與話語。
鄂崇榮、高文俠：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河源昆侖”的歷史實證與價值“河源昆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史上的重要命題，寄寓了“山河一體”“天下一家”等價值觀念，寄托著追求“大一統”的崇高理想。歷史上，眾多民族共探河源、共尋昆侖，反映了中華民族“同源共祖”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是各民族“五個共同”的生動體現。新時代，深入挖掘“河源昆侖”的文化內涵，闡發“山河一體”的價值意蘊，將為增強中華文化認同、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深厚滋養。
卜令全：堅持問題導向，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新時代新征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總體要求。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問題導向、有的放矢，著力解決好理論支撐、文化認同、經濟建設、法治保障、社會治理、國際傳播等重大現實問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不斷走向深入，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匯聚磅礴力量。
張長虹：從青藏高原東部摩崖石刻看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唐代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因資料零散和證據缺失，學界對之關注較少。青藏高原東部地區發現一批吐蕃時期的佛教摩崖石刻，其中出現最多的題材為毗盧遮那造像，其作為主尊既以單體出現，也搭配以八大菩薩、二菩薩或十方佛等組合出現，有時還伴出有古藏文刻經。經研究，文章認為其中與八大菩薩和十方佛組合的毗盧遮那造像即是《華嚴經》塑造的最高崇拜對象毗盧遮那佛，也譯為盧舍那佛，與之同時出現的古藏文刻經《普賢行愿王》和《毗盧遮那及眾眷屬贊》一起，反映了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上半葉華嚴思想在吐蕃的流傳。類似造像題材和與刻經相似漢藏譯本在敦煌的發現，展示了漢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的冰山一角。
林松：張蔭棠與清末西藏興學之風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朝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率領參贊梁士詒、張蔭棠前往印度與英方談判。次年，唐紹儀奉調回國，留張蔭棠與英方續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簽訂后，清朝派張蔭棠以五品京堂候補并賞副都統銜入藏“查辦藏事”。
狄鴻旭：清代邊疆治理中的理藩院?秦漢以來的中國歷代王朝，均高度重視并致力實現廣闊疆域下的邊疆有效治理。歷朝都設有機構或者官職負責民族和邊疆有關事務，如秦設“典客”、漢設“大鴻臚”、隋唐設“鴻臚寺”等。但是，由中央設置專職機構，并向各地派員，同時統籌協調各方面關系，形成一套橫縱一體的系統邊疆治理機構和機制，則以清代的理藩院最為典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門”，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崇德三年（1638年）更名理藩院，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稱理藩部。理藩院是清朝管理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邊疆和民族事務的主要機構，并承擔一定外交職責，在清代邊疆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端德康珠維丹、圖登克珠：西藏人權事業發展為全球人權治理提供新范式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和繁榮的生動寫照，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篇章。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1959年實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各族人民的人權保障實現了全面進步。回顧這一歷史進程，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西藏社會發展的偉大成就，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保障人權方面的巨大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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